熊玠：中西文化中人性善恶有别，如何演绎政府功能差异？

　　(东西问)熊玠：中西文化中人性善恶有别，如何演绎政府功能差异？

　　中新社北京7月12日电 题：熊玠：中西文化中人性善恶有别，如何演绎政府功能差异？

　　作者 熊玠(纽约大学终身教授)

　　编者按：中西文化比较课题牵涉范围很广。纽约大学终身教授熊玠先生应邀为中新社“东西问”独家撰文，从观察儒学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各自对人性善恶之别的大前提出发，探讨文化对政府功能与权限定性的差异，藉此了解中西政治制度的不同，及人民对政府的期望差异。他指出，西方人常将他们的政治理念当作“普世价值”，此等僭妄乃出自他们对文化差异的无知。

　　中西文化之差异，导致其在政府功能与职责上也产生莫大不同，而使中西人民对他们政府的期望也有不同。虽然此点极为重要，但却为一般中西人士尤其是西方所忽略，故而常常发生对中国不必要的误解。

　　也许有人会质疑：中西在文化上的不同，如何能与政府的功能与职责扯上关系？诚然，中西文化之差异是一浩瀚课题。但它们的差异，最终可以归结到一个大前提：那就是关于人性善恶的信念。

　　中西文化在性善与性恶看法上的差别，导致了社会对于政府功能与职责产生了不同的要求。西方人之所以常对中国政府指手画脚，在于他们忽略了文化差异的导因，下意识地认为所有国家的政府运行均应向西方看齐。

　　简言之，由于中西文化对人性善恶大前提不同，因而产生了政府功能相应不同的逻辑关系。我们先谈西方由于基督教教会对人性“原罪”教条所起的作用，以及对西方在政府与行政观念上造成的深远影响。

　　西方政治构思出于防范邪恶人性

　　西方在亚伯拉罕阴影之下的文化，一直建立在“原罪”观念基础上。按照天主教与基督教教会对圣经的解释，认为自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以来，人性邪恶是与生俱来的。因而认为社会全是尔虞我诈，充满竞争欺诈。由于此影响，人性原罪(即原恶)的信念，自有公元纪年以来深入西方民心，并影响了西方社会秩序与政治制度的构想与运作。

　　且看西方启蒙运动(始自17世纪的世俗化运动)肇始以来大思想家们的看法：由于人性“原恶”，所以从马基维利(Machiavelli)、霍布斯(Hobbes)，到卢梭(Rousseau)，皆以人性“原恶”信念作为论证推理的大前提。他们认为社会上一般人均是不顾他人(或群)的利益而只顾钻营与扩大一己之私，故有“反社会”(anti-social)的本性。因此，他们的结论是：政府的责任乃在用法律将个人与其他人隔离与严加管束与防范，这样才是保护社会安宁与稳定之途径。为防范政府不被邪恶的领导人与官员所败坏与垄断，国家必须有政府各部门的分权与有效的限权，以及人民监督的制度，才是杜绝邪恶人性败坏国家治理之保障。

　　当然，西方早期启蒙运动的大思想家所提倡的挽救办法，也有其演进性的大同小异。譬如马基维利(Machiavelli)对人性“原恶”，谈得比较尖锐，认为人性不仅是原恶，且极会侵犯他人利益。因此，任何个人都无法对别人的侵权行为作有效防范，必须有强大的政府保障个人权益。霍布斯(Hobbes)出于同样考虑，也认为如没有强大政府，甚至“君主”王权的保护，人民将永无宁日。

　　但是，在17世纪末叶与18世纪的启蒙运动深化演变中，出于同样对于人性“原恶”的信念，却演变出了西方近代民主制度的构思。譬如洛克(John Locke)则否定君主王权之需要。他引用“自然法”作为人民拥有与生俱来的各种权利之依据并创立“社会合同”学说，主张个人与政府是合同关系。这有两重意义：一是，个人无法防止邪恶的他人侵犯，所以需要政府的保障；二是，因为有此合同，个人才能得到不受政府侵犯的保障。洛克所谓的“自然法”就是神的法则。他的理论，影响了所有启蒙运动深化以来的西方政论家，从法国的卢梭(Rousseau)与孟德斯鸠(Mentesqiu)，到苏格兰的大卫·休谟(David Hume)，到德国的康德(Immanuel Kant)，一直到美国的杰斐逊(Jefferson)与富兰克林(Franklin)。

　　我再须补充一点：既然人性是邪恶自私的，那每一个人就会尽量坚持他拥有财产，尤其是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所以西方国家的政府，绝对不可涉及社会经济的操作。这也是资本主义，即私有经济的另一起因。

　　孟德斯鸠一般被认为是洛克的最先进的接班人。他接受了一个观点，即共和政府的合法性乃建立于被统治者同意的大前提之上。此点与西方中古世纪认为政府之合法性是基于“君权神授”的信念正好相反。可是，追根究底，孟德斯鸠主张的共和政府三权分立与相互均衡的构思，仍然是出于要防范政府被“人性原恶”的官员们绑架而嫁祸人民的担心与警觉。

　　以上西方最有代表性的大师们的主张，都反映了这个大前提：人性邪恶的信念。而传流到近代西方的法治及民主政治制度，全是为防范社会上恶人彼此侵犯，故需法律来严为制约或者是防范政府被邪恶官员绑架而鱼肉人民，故需以民主抵制之，前后有直接关系。

　　性善之念养成中国政府为民职责

　　中国文化性善之说，主要与儒家影响有关。不过需要稍作澄清，孔子关于人性并未明确主张其善恶之定向。众人俱知，性善说始自孟子。孟子在告子章句上有言：“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但接着说：“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意即虽然水性是向下，但如果人为地将它向上泼，也不是不可能。同样“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即人性固然本善，但如受外界腐蚀败坏的影响，也可能被扭曲而改变为邪恶。这正是孔子所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正因如此，荀子言人性恶，也不失其为孔门的一份子。在孔门之外，还有扬子(扬雄)言人之性“善恶混”，即谓人之本性乃善恶杂处于心，“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义疏》五修身卷第三，世界版)。

　　这些是对人性善恶的诊断。然则有鉴于“性相近，习相远”，如何能使黎民保持其“赤子之心”而不致因习恶而变恶了呢？孔子比较笼统地讲“为政”之道在使民“富之”以后再以“教之”(《论语注疏》卷十三·子路)。如何令民众控制环境，不受感染，则有持于学。故《论语》第一句就说“学而时习之”，《荀子》第一篇亦名为“劝学”篇。孟子说得更切体，教所有为政者必须“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梁惠王章句上)。因此，在中国文化中，政府的首要功能在如何促使人民不要“习相远”，导致原善的人性堕落至邪恶。讲得更广阔一点，政府的功能在于如何提供一个良好社会环境，能教育人民不被邪恶影响败坏他们与生俱来倾向为善的人性。而要求政府如此教育人民的职责，是西方文化中没有的。在中国文化和人民眼中，政府不是一个累赘或包袱。相较之下，西方人民眼中，政府永远是站在老百姓相对立场的一个麻烦与大问题。

　　不仅如此。由于能败坏黎民人性的因素中，最主要的当推饥寒短缺。所以孟子提醒为政者：“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此说，符合了孔老夫子“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的意思(《孔子家语》第十三篇贤君)。另外，管子也有言：“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管子》第四十八篇治国)秦汉以后，言治国者，亦皆主张政府有扩展经济以富民的责任。譬如晁错有言：“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夫腹肌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

　　所以，在中国文化中，认为政府之职责必须确使黎民不饥不寒，不仅是儒家而已，其他各家亦有同感。由于这一要求，自秦汉以来，开创了政府当干预甚至经营国家经济与管制社会秩序的规矩与威信。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也没有丧失指导市场的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意或在此。这仍不离中国文化自古以来的教诲与要求。

　　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个绝然相反之因素放在一起，使其互相效命而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其灵感与信心或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学。深得其阴中有阳而阳中有阴之真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融汇的产物，这是绝对无法被任何其他没有中国文化的国家所效法的，甚至无法为西方国家所了解。盖因西方哲学，自其始祖苏格拉底开始，就不相信两个相反的东西能够融合为一体，更不用说互相效命。

　　中西政府功能差异导致效能差别

　　由于中西政府功能、权限与威信不同，因而产生效果各异。对于此点，有很多例子。如一年来新冠病毒肆虐，中国与美国在管控病毒传播上，就有天差地别的效果。因中国政府享有管制社会秩序的职责与威信，民间接受不成问题。所以政府从开始就直接行使其监控责任。政府封锁武汉进出管道及时，调动疫苗及时，人民在接种疫苗、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细节方面，也与政府配合无间，所以很快将新冠传染问题控制住了。

　　美国则不然。美国政府没有类似的权限与威信，而美国政治文化太过讲究自由，包括不受制于政府的自由。所以，政府希望能在某个期限以前能有70%人民接种疫苗的指标，即无法达到。

　　基于以上比较与阐释，可明鉴中西文化差异，造成对政府功能的要求大相径庭，而政府职责、权限与威信亦大有差异。其最终结果，已从中美两国对新冠疫情之控制完全显示无遗。西方人士不察，竟以他们所谓“普世价值”对中国政府指手画脚，这与“削子之足，就我之履”，有何不同！(完)

　　熊玠，字惠宇，美籍华人，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主攻国际法与国际政治。现为纽约大学政治学系资深终身正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并担任多所大学的名誉或访问教授，在美国着有25本英文书籍及多篇中英文学术论文。熊玠是美国的“一个中国委员会” 创办人之一，曾是“全球华人反独促统联盟”首席顾问，1987年曾获邓小平接见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