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衢州11月18日电(记者 张斌)深夜本想入睡，楼下店铺的噪音令你翻来覆去，投诉电话打了许多通，却未起作用；想在自家的宅基地建房，你却要等待层层盖章审批，许久才获批复……诸如此类，城乡居民遇到的“不痛不痒”身边事令人烦恼，个别问题久而久之甚至形成矛盾。
面对这些问题，在中国最基层的治理单元——县(市、区)、乡镇(街道)，具有专业能力和事权的县级部门“管得着、难看见”，处在一线的乡镇则“看得见、管不着”。同时，在经济社会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当下，乡镇承担的各级事务与日俱增，本就人手有限更负重前行，“属地管理”责任越来越大。
就基层治理普遍存在的弊病，中国东部省份浙江近日提出，要在全省域推进“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
聚焦民众身边场景 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根据官方定义，这是一项以党建为统领、基层治理现代化为目标、赋能乡镇为核心内容、重塑县乡管理体制和基层治理体系为发力点的重大集成改革，是该省数字化改革在基层的综合性探索与实践。
村民通过移动端参与基层治理。 吴森邦 摄换言之，这项改革的导向，就是为基层治理“撑腰”。
过去一年，该省已在衢州全市域及杭州市余杭区等14个县(市、区)进行试点，改革制度体系基本成型。
2020年以来，中新网记者在“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惟一的全市域综合试点市——衢州市采访了解到，一些过去引发民众烦恼、乡镇干部感受突出、部门之间无法明晰的基层治理弊病得到了突破性解决。
在柯城区荷花街道，针对城区噪音扰民事件易反弹、易重复特征，当地建立“噪音一件事处置三色管理机制”和县街协同处置机制，对投诉频次高的噪音易发场所安装智慧监测设备、实时管控。此前，当地某小区出现麻将馆夜间扰民现象后，投诉信息直达街道综合信息指挥室，来自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人员和街道工作人员协同上门处置，用时仅20分钟。
在江山市清湖街道，通过“线上线下、数字赋能、流程再造”，涉及多部门、多层级的农民建房事项内部审批环节从7步缩短为3步，当地农民建房只需在线上提交申请，审批时长从过去的3个月缩短到15天以内。今年以来，当地41户村民建起了新房。
结合城乡具体场景“靶向”改革，是“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的特点之一。
改革伊始，衢州市就聚焦高频、高权重、高需求和多跨事项，推进“一件事”集成联办，该市6个县(市、区)分头分工开发、全市共用，推出机动车违停治理、欠薪处置等17件“一件事”，每件事只由一个部门牵头，实现智能交办、闭环管理。
“大场景、小切口”的实践，源自县乡权责的进一步厘清，这被认为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衢州市形成了全国首张“属地管理”清单，逐项明确县级部门和乡镇的工作责任、协同机制、履职流程，推动部门职能归位、乡镇减负增效。
这张清单涉及19个部门68个事项，均为民众关心、乡镇头痛、部门扯皮的高频事项。清单可以根据形势变化动态调整。对基层难以处理的清单外低频事项，亦可乡镇受理、县乡联办。
常山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当地公安、交通运输部门开展320国道渣土车巡查。 赖焕生 摄治理“下沉” 优化基层执法力量
改革中，各方面资源也向基层倾斜。
通过改革，衢州市重塑乡镇组织架构，探索运行党建统领、经济生态、综治工作、监管执法、应急管理、公共服务6大模块，共1468名条线干部下沉乡镇，与5400名乡镇干部一并纳入其中，实现线上平台、线下模块、机构人员一体运行，由乡镇书记兼任主任的乡镇综合信息指挥室统一调动。
创新的考评机制保证了这套组织架构流畅运转。对派驻人员，乡镇具有指挥协调权、考核管理权、推荐提名权、反向否决权。县乡还“双向互评”，乡镇有了对县级部门的考核评价权。对应各模块，基层干部接受以重实绩、实干、担当为导向的“四维考评”新体系，考核结果更凸显差异化。
在实行新的考核机制后，衢州市有31名派驻乡镇干部提拔为乡镇班子或副科级领导，18名派驻干部因履职不力被责令退回。随着人员下沉，基层执法力量得到优化。
在35个重点镇，衢州市整合县级部门派驻力量，建立乡镇综合执法队，实行“一支队伍管执法”，推行重点镇辐射周边乡镇模式，执法资源共建共用共享。常山县还率先试点“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推动职能配置优化，资源力量重整。
目前，该市60%的执法力量下沉到乡镇，80%的易处置违法行为均可由乡镇自行处置。今年来，衢江区廿里镇的综合执法队已开展出租房整治等重点领域联合执法20余次。一名队员直言，相比过去，高效的联合执法减少了多头执法的现象，增强了联合服务的能力。
数字化思维促基层治理现代化
衢州市委书记汤飞帆认为，“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可以形象地表述为“部门沉下去、乡镇统起来、大家一起干、事事都好办”。
他表示，该市将进一步厘清做实县、乡、村三级工作界面，注重结果反馈和综合评估，不断迭代优化完善，构建形成“全局一屏掌控、政令一键智达、执行一贯到底、服务一网通办、监督一览无余”的数字化协同工作场景。
观察衢州的改革试点过程，数字化已充分融入其中。
如开化县华埠镇综合执法队就结合综合信息指挥室提供的数据分析报告，合理制定执法方案、调配执法力量；龙游县溪口镇则通过定点安装门磁关注空巢老人出行情况——数字化不仅是改革工具，更助推形成了全新的基层治理思维，锻造了具有这种思维的基层队伍。
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近日公开指出，要聚焦高效协同、整体智治，坚持“一把手”抓、抓“一把手”，全面总结和复制推广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衢州经验”，全省域推进“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加快推动“152”体系与“141”体系衔接贯通，努力打造充分展现中国特色基层治理制度优势的浙江样板。
其中，“152”体系是浙江省正在开展的数字化改革的“四梁八柱”，包括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五个综合应用(涉及党政机关整体智治、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法治)，两套体系(理论体系、制度规范体系)；“141”是衢州市经过改革探索构建的一个县级社会治理中心，乡镇“基层四平台”智治中心，一体化的村社网格工作平台。
可以预见，在基层治理得到改革赋能的背景下，正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将交出一份更令人期待的省域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答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