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马洪波：如何理解国家公园的“中国内涵”？
中新社西宁2月25日电 题：如何理解国家公园的“中国内涵”？
——专访中共青海省委党校副校长马洪波
中新社记者 潘雨洁
自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建设国家公园体制”以来，以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推动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的局面正在形成。国内外国家公园建设经验有何启示？中国如何将源自美国的“National Park”概念赋予“有人、有文化”的内涵？中新社“东西问”近日专访中共青海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马洪波，对上述问题做出解答。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National Park”这一概念如何诞生？美国创建国家公园对中国有何启示？
马洪波：人类自诞生以来，90%以上的时间都在野外采摘、狩猎，哈佛大学生物学家威尔逊曾指出，人类有“亲自然情结”，天生喜欢旷野、草原、森林。而工业革命后，人口集中向城市迁移，为了改善已严重失衡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国家公园”概念应运而生。
美国是移民国家，从1776年发表《独立宣言》起仅200余年历史，因此创设“国家公园”概念以强化各地各色人种对这个新兴国家的认同。
据历史叙事，1870年，一群探险者在美国黄石地区的河流汇合处燃起篝火，设想建立一个伟大的公园，让印第安人世代安居、野生动植物自由繁衍生息。但实际情况是，美国当时正在修建横贯东西的铁路，发展旅游成为可能，黄石地区的绝美风景很快成为巨大商机。
两年后，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建立，宗旨是“为人民的利益和快乐服务”，可以看出，当时不仅为保护自然，还偏向于开发。经过多年保护与发展的“拉锯式博弈”，美国才逐渐确定了“保护为主、兼顾利用”的国家公园定位。
美国黄石公园。中新社记者 陈文 摄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于1916年，而“国家公园”在中国问世时间尚短，还在新生发展阶段，应以开放心态借鉴国际经验。中国在国家公园建立之初，就明确把保护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放到首位，体现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护地球家园的大国担当。
中新社记者：您曾说英国国家公园的建设经验可能对中国更有借鉴价值，为何这样认为？
马洪波：与美国在“一张白纸”上的建设历程不同，20世纪50年代起，英国在高度工业化、城镇化的基础上建设国家公园。中英两国都是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面临的实际有部分相似性。
首先，与美国先实现土地国有再进行规划不同，英国国家公园内土地权属复杂多元，不是“非公即私”，大部分处“中间状态”，即土地为私有，但局部通行权可赎买。经多方相互妥协，英国国家公园在不改变土地权属的同时，通过立法规划，使国家有效控制土地使用方向，涉及的居民利益损失，从欧盟、国家层面给予补偿。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土地承包政策实施，至今已成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国家公园内的土地虽为全民和集体所有，但由几代农牧民承包、经营，因此同样需要管理土地、正确处理各方关系。2016年以来，钱江源、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集体林地保护“地役权”改革，土地承包权不变，居民按照国家公园的要求经营产业，并获得一定生态补偿，处理方式与英国类似。
武夷山国家公园雪景。中新社记者 王东明 摄其次，英国国家公园没有美国那样的广袤荒野、“处女地”，大部分是人造景观，多为“乡村公园”。全英15个国家公园中，累计常住居民约45万人，每个公园内既有本地居民工作生活，又有外来游客观光旅游。在管理上，注重繁荣社区，追求传统文化、经济活动和生态保护相协调，这一点也对我们有启发价值。
中新社记者：从传统自然保护区到国家公园，中国政府经历了怎样的探索与改革？与国际通行的分类体系相比，中国为何将国家公园作为保护等级最高的一类自然保护地？
马洪波：1956年，中国首个、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建立，改革开放以来蓬勃发展，到2018年总量达2750处。然而，大多数自然保护区在“抢救性保护”情况下成立，将一个完整生态系统中的各类自然资源分门别类管理，出台多种多样的自然保护地管理办法，造成交叉重叠，效能较低。
为将这种混乱、“碎片化”局面删繁就简、整合统一，从1996年起云南省就开始探索运用“国家公园”这种新方式，破解保护与发展难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由地方上升至国家。
2019年，中国政府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见》，将所有自然保护地分成三类，国家公园是第一类、保护等级最高的自然保护地，针对自然景观最独特、生物多样性最富集、有全球价值的生态系统，实行最严格保护。
总结传统自然保护区管理体制的弊端，国家公园综合运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实行综合保护，践行“生命共同体”理念，根据整体布局由国家直接指导管理机构及人员，中央财政提供主要经费，同时实现资金保障多元化，真正将保护做实。
澜沧江源第一县——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是青藏高原三江源区域中野生动物重要繁殖栖息地之一。中新社记者 李江宁 摄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最严格的保护，就是最科学的保护”？中国国家公园如何深化对“保护”的理解？
马洪波：最严格的保护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否则容易在实践中“走极端”。
比如20世纪80年代青藏高原草场退化，当时认为是过度放牧、鼠害所致，因此灭鼠、减畜、扎围栏。十几年后才发现，牛羊适度的踩踏和粪便，是草地保持生机的重要因素。而鼠兔也是高原生物链的重要一环。在不长树、只长草的源头区域，鸟类依靠鼠兔洞作为栖息地；这些洞还是“盛雨器”，能够涵养水源，携带传播种子，疏松土壤等。鼠兔参与加速了系统内能量的流通和物质循环。
青藏高原的鼠兔。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摄青藏高原远比我们目前的认识复杂，像一本天书只打开了第一页。在尊重、保护、利用之前，先要敬畏自然。直白地讲，在没有真正认识、理解之前，最好不要人为干扰。建立国家公园目的亦如此：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原真，世代传承、持续探究，不以表象认知做出判断，轻易改变自然。
目前中国国家公园倡导的“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对长期以来分部门而治的认识深化，意识到生态系统“万物互联”的内部机理，从而进行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说中国建设的是“有人、有文化”的国家公园？
马洪波：中国的国家公园要保护生态、传承文化遗产，还肩负着生态扶贫、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任务。让原住居民成为生态管护的主体，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是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的亮点。
例如，青藏高原是全球生态价值极高的地区，也是深度贫困地区。三江源国家公园中，原住居民身份转变为生态管护员参与保护，按照每月每人1800元人民币的标准获得收入，让牧民摆脱贫困。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索南达杰保护站藏羚羊“幼儿园”内，“奶爸”为一只小藏羚羊拍照。中新社记者 马铭言 摄同时，中国政府从2010年开始实行对口援青机制，不仅为三江源地区带来项目资金，更促进东西部地区人员交流互动，当地的官员、从业者、民众得以走出高原，开拓视野，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思想观念。
除了政策机制，市场力量也在充分发挥，传统生产方式正在转变，原住居民得以适度开展特许经营，在服务业发展中增收。例如澜沧江源昂赛大峡谷的雪豹观察节，黄河源头生态体验活动等，都是有益尝试。
三江源地区因误闯牧民牛圈被困，牧民抓获后放归野外的雪豹。中新社记者 王东梅 摄保护生态未必需要移民搬迁，更重要的是通过教育、培训改变人的理念和行为。我们在澜沧江源囊谦县白扎林场看到，岩羊经常跑进寺院觅食。岩羊是非常警觉的动物，但它知道人不会伤害它，说明人和自然万物能够和谐相处，只要心存善念。
三江源国家公园尊重保留当地传统文化崇尚的“自然保护、天人合一”理念，让牧民世代守望草场、雪山、河流，过上美好的公园生活。大自然不仅提供了生存所需的物质条件，也是我们幸福的重要来源，人类应重回天地间，实现“诗意地栖居”。(完)
受访者简介：
马洪波，中共青海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博士。1987年获陕西师范大学地理学学士学位，2002年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2006年获兰州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荣获青海省优秀专业技术人才、青海省优秀专家、青海省社会科学领域人才“小高地”领军人、青海省首届“昆仑英才”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等称号。2016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9年入选青海省“高端创新人才千人计划”杰出人才，2020年获聘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地理专业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