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天津4月22日电 题：世界人权事业发展的中国贡献——纪念张彭春诞辰130周年
作者 孙玲玲
今年是中国教育家、外交家、《世界人权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起草者之一张彭春诞辰130周年。4月22日，由南开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张伯苓研究会共同主办“纪念张彭春先生诞辰130周年研讨会”在天津举行。
张彭春，字仲述，天津人，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南开大学教授，张伯苓的胞弟。1947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张彭春当选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直接参与了《宣言》的起草。在人权的国际对话中，《宣言》是通常被作为人权普遍标准而提及的文件，这一重要文件的起草过程中，张彭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通过他，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也因此被誉为世界人权体系的重要设计师。
“人权的观念并不单独属于某一国家和民族，这是张彭春作为《宣言》重要起草者的贡献，更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中优秀人权观对人类的贡献，张彭春是中华文明的使者，也是世界文明的推动者。”会上，张伯苓研究会顾问、张伯苓后人张元龙介绍，在《宣言》的起草过程中，张彭春一直坚持《宣言》的内容必须涵盖西方以外的观点，并积极展示、贡献了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中“仁”“德”“礼”“大同”“民为贵”等极具代表性的中国人权观。
张彭春善于运用儒家经典的名言风格，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光芒。张彭春引用孟子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来表达中国人权观，张彭春指出，欧洲于十八世纪首谈人权，而中国哲学家则远于两千年前即具有此崇高理想。
“张彭春建议人权委员会秘书处花几个月的时间研究一下儒家思想的基本原理。”会上，南开大学教授、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常健表示“在参与和领导制定世界人权的过程中，张彭春展现出充分的文化自信。”
“他经常引用东方智慧和东方哲学，每次都成功地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而且他借助其特殊的起草天才，能够愉快地调整我们许多条款。”张元龙介绍，在史料中总是可以看到对张彭春这样的评价，而这与张彭春的教育经历密切相关，张彭春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少年时进入南开接受新式教育，青年时留学海外接受高等教育，并师从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教育哲学家杜威教授等攻读硕士、博士，这样的教育经历，使他既保有中国文化底蕴，也通晓世界。
“张彭春指出，呼吁人们以兄弟情谊的精神彼此相待，这种态度与中国人强调礼貌和善待他人是完全一致的。只有当人类的社会行为上升到这一水平时，他才是真正的人类。”常健表示，张彭春一直致力于在多元文化中求同存异达成国际人权共识，这与当代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有相通之处。张彭春在人权委员会工作期间，与其他民族文化一道，共同促进了《宣言》的形成。当时参与起草《宣言》的国家共有58个，涵盖了全世界五分之四的人口，起草过程长达两年，最终《宣言》以48票赞成，8票弃权，无反对票获得通过。在激烈碰撞、高度融合中产生的《宣言》通篇反映着世界各国文化、宗教和哲学对人、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包含了大量发展中国家的人权观，可以说是真正的人类共同价值，对当今世界人权思想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