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杭州7月16日电(郭其钰 王宇欣)当前，浙江正以数字化改革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对浙江而言，数字化改革既是一片前景广阔的“蓝海”，也是一片需要攻坚克难的“无人区”。
如何让数字化改革的种子在基层扎牢根，茁壮成长？如何通过“多跨协同”，让各地各部门的改革春潮汇成一江春水？如何让更多有实战实效的重大应用出现在改革一线？
在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16日举办的一场公共政策沙龙上，多位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专家学者就数字化改革内核及其实践，提出制度和技术双轮驱动、数字化改革因地制宜转型升级等改革方法论。
“坚持制度和技术双轮驱动。一方面我们要推进数字赋能，但是也不能期待数字万能。数字化能撬动改革，但不能取代改革。”浙江省政府咨询委特邀委员、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蓝蔚青从问题导向说到。
他认为，现代化治理体系应建立在一个基座、一个平台上，以此使得治理体系中相互不协调、不配套的地方明显显示出来，从而便于对症下药，这是数字化改革创造的新的条件。
“如果没有线下的配套改革，线上的运行可能只是演示性的，从而容易造成线上线下‘两张皮’现象。”蓝蔚青建议，数字化改革不仅要构建高效协同的党政机关运行体系，而且要能够便捷地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切身利益问题。
针对具体改革方法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导李明提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找出解决方案是“啃硬骨头”的基本方法论，自我革命要将技术手段作为推进改革最底层的技术设计，从而将制度设想落到实处。“其中机制重构最主要的是要将高层机制重构和基层机制重构放在一起考虑。”
李明以浙江义乌何斯路村的“功德银行”小程序举例说，该机制通过让政府投入功德银行积分，与垃圾能不能及时清理等小事相串联，实现了独特的基层制度设计。
数字化改革中如何处理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关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王诗宗认为，系统重塑要从小做起，在具体做法上坚持原则不变、方法可变，重视基层实践，从而推动改革顶层设计，“坐在办公室处处是问题，走到基层去处处有办法。”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表示，数字时代，数字化改革意味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他认为数字化作为数字社会的技术基础，要统筹运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数字化认知，把数字化改革贯穿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才能充分发挥浙江数字化改革的先发优势。(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