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凝结人类智慧，汇聚多元文化，记录文明交流。作为石窟遗产大国，中国石窟璀璨如繁星，散落中华大地，串联中华文明发展足迹，勾勒中外文化交流图景。中新社“东西问”自8月20日起特推出“中国石窟”系列策划(二)，带读者穿越古今，一眼千年，领略中国石窟之美，洞见文明互鉴之光。
中新社成都8月20日电 题：上千年来，乐山大佛为何一直像川剧在“变脸”？
——专访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馆长雷玉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坐落于四川凌云山栖鸾峰下的乐山大佛通高71米，开凿于唐代开元元年(713年)，完成于贞元十九年(803年)，是世界现存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像。
中国开凿大佛的传统兴于何时？四川何以被称为“大佛的王国”？上千年来，乐山大佛为何一直像川剧在“变脸”？中国石窟的发展变化，体现出中华文明哪些突出特性？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馆长雷玉华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图为2022年拍摄乐山大佛。中新社记者 张浪 摄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佛教石窟如何传至川渝，传入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化？
雷玉华：作为寺院的一种形式，佛教石窟寺起源于印度，通常是由开凿在河畔山崖边的一群洞窟组成。一座石窟寺必须有最基本的两种功能型洞窟：礼拜窟与僧房窟。其中，礼拜窟用于宗教礼拜活动，窟中有服务于佛教礼拜功能的雕刻或塑像。
佛教石窟随佛教沿着丝绸之路经中亚传入中国新疆，从新疆向东进入中原，再从中原翻越秦岭进入南方地区，沿途经历了地理与民族各不相同的区域，在区域、时代上均呈现出不同面貌。
传入中国后，开凿的佛教洞窟外形与类别渐与发源地印度石窟不同。中国佛教石窟的礼拜窟以壁画取代了用雕刻、彩绘装饰窟壁的做法，僧房窟从减少直至消失。
中国川渝地区潮湿多雨，山洞并不适合人居住，这里的人们对佛教石窟进行了因地制宜的改造，绝大多数都变成了摩崖造像龛，偶尔才有洞窟开凿，僧房窟几乎绝迹。
图为2022年拍摄乐山大佛。中新社记者 张浪 摄中新社记者：为何说川渝将中国大规模连续开窟造像的时间向后延续了五百年？四川何以被称为“大佛的王国”？
雷玉华：佛教进入中国后，佛教石窟为了适应在中国各地区、各民族间的发展而不断作出调整，与发源地印度的石窟比较，从内容到形式都已经有很多不同，甚至是完全的不同。
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以皇帝为原型创造了中国石窟中佛的形象。唐代开凿的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中的卢舍那大佛则是按照武则天的形象塑造。摩崖造像中大量的佛、菩萨、弟子、供养人的形象随之也变成了中国各地区、各时代人物的模样。
四川在南北朝时已开始建寺造像，唐宋时期成都成为中国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安史之乱后，中原北方地区大规模开窟造像的活动停止，但是川渝地区则方兴未艾，直到南宋时期。四川将中国大规模连续开窟造像的时间向后延续了五百年，尤其是其晚期窟像填补了中国石窟寺链条上的空白。
图为2024年拍摄的乐山大佛。中新社记者 刘忠俊 摄北京大学考古系师生在中国新疆进行佛教考古调研时发现，中国新疆的石窟里有大佛曾经存在的痕迹，而且非常普遍，而石窟发源地印度并无大佛。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因此提出，造大佛像的传统可能起源于中国新疆。
从古龟兹地区开始沿着河西走廊一路向东，甘肃张掖有大佛，云冈石窟第19窟到20窟也是大佛，龙门石窟的大佛甚至是以武则天的形象来创造。
从年代来看，位于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开凿的年代晚于中国新疆最早的大佛窟。日本虽然有大佛，但它们是受到中国唐宋佛教造像影响开凿的。
所以宿白先生认为，开凿大佛的行为由中国新疆开始，也就是说，大佛是佛教石窟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2021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四川现存石窟寺2134处，数量居全国第一位，超过中国总量的三分之一。尽管造大佛不易，但四川却处处可见大佛身影，除了乐山大佛，四川还有荣县大佛、资阳半月山大佛、阆中大佛、南部禹迹山大佛、三台大佛等，堪称“大佛的王国”。
中新社记者：上千年来，乐山大佛为何一直像川剧在“变脸”？
雷玉华：长期以来人们看乐山大佛，总是关注大佛的雄伟。但乐山大佛并不只是单一的大佛，随着田野考古的不断深入，考古工作者发现乐山大佛两侧以及附近的山崖、田间密布佛教造像，也就是说人们所熟悉的乐山大佛，只是这里众多佛教石窟中的一个。
图为2024年拍摄的乐山大佛。 中新社记者 刘忠俊 摄从去年到今年的最新考古研究来看，乐山大佛实际上身处于一个没有顶的石窟里。这个石窟曾有前壁，如今前壁崩塌，导致人们认为乐山大佛“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尊佛”，是一尊露天大像，但实际上乐山大佛位于一个石窟中。
乐山大佛在开凿过程中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造像，许多中国唐代才创新出的佛教题材，在乐山大佛上也都有体现，这不仅是研究川渝佛教石窟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居住、往来于乐山地区古人精神世界的重要物证。
石质文物保护是世界性难题。西方有很多石质文物成功保护案例，但西方石质相对坚硬，川渝石质文物多为砂岩，且气候高温高湿，乐山大佛面临的水害、风化、生物侵害以及表层开裂、剥落等问题尤为严峻。
对比乐山大佛不同时期留下的影像资料，人们会发现乐山大佛一直像川剧在“变脸”。乐山大佛不仅脸不停变化，身体不停变化，甚至不同时期高矮胖瘦都不一样。这是因为乐山大佛风餐露宿在三江汇流之处，从它开凿完成至今，人们都不断在保护、修复乐山大佛。虽然今天的乐山大佛与它开凿之初相比，已经有很大不同，但大佛的基本形态、基本服饰却也并无根本变化。
中新社记者：中国石窟的发展变化体现出中华文明哪些突出特性？
雷玉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不仅从总体上高度概括了世界上数千年来唯一不间断发展的中华文明的根本特性，也体现在中华文化各个方面。从考古的角度观察石窟寺及其造像发现，其中国化的轨迹中这五个突出特性无处不在。
比如，佛教约在两汉时期传入中国，佛教石窟及造像随之传入。从考古发现的新疆西部佛教遗迹，至中国西南四川乐山汉代崖墓上的佛像、长江三峡地区汉代遗物中的佛像，再到今天的民间摩崖造像，都是中国佛教造像，但各有不同。其中的石窟寺在中国大江南北分布广泛，体系完整，是文化遗产中最能体现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最好例证之一。
公元470年之后陆续开凿的云冈第二、三期石窟中，佛住在了中国楼阁式塔中、汉式宫殿中，衣着与第一期佛像披裹的袒右肩袍子式的袈裟不同，佛像穿上了汉族士大夫的衣服。从此，以中国人的形象创造佛及佛教人物形象成为当时的定式，之后一直延续。唐代雕刻的乐山大佛所穿的袈裟也是汉族士大夫服式。这些变化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
佛教艺术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与佛相关联的石窟或摩崖造像由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创造，留下了众多民族的共同记忆，这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实物例证。
学术界很多时候将石窟、石刻、摩崖造像混用，原因即源于中国的野外佛教石刻、摩崖造像是石窟在中国发展变化的新形式。有的石窟甚至融合中国儒家、道教、民间信仰、书画艺术为一体，是中国民间信仰的集中表达形式，也是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的直观例证。
此外，在佛教东传过程中，东来西往的僧侣、使臣、商旅不仅是佛教、佛教石窟的传播者，也是和平的使者。他们将佛教信仰、佛教的哲学思想及相关的文化艺术带到了中亚、中国新疆地区，进入中原地区，再传到南方，所经之地都被接纳，并按照当地民众的理解进行再创造。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使其能够在中华大地上不断兼收并蓄，融合创新，并按照当地人民和社会发展需要形成了中国佛教石窟的完整体系。(完)
受访者简介：
雷玉华。陈选斌 摄雷玉华，四川大学考古系博士毕业，现任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馆长、教授，曾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参加或主持邛崃龙兴寺、成都城墙等重要遗址发掘。主要从事佛教考古田野调查与研究，长期围绕川渝地区佛教石窟寺、摩崖造像和石刻佛经开展考古工作。出版过《巴中石窟内容总录》《巴中石窟研究》《广元石窟内容总录》《川北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调查与研究》等专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