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供图
"> 郑喆轩在稻城皮洛遗址观察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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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郑喆轩，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长，201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19年以来，主持四川旧石器考古工作，新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上百处。其中，稻城皮洛遗址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濛溪河旧石器时代遗址入选“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调查、发掘、研究，一次次在高山与河谷间穿行，郑喆轩带领团队持续探索，主持发掘稻城皮洛、资阳濛溪河、遂宁桃花河等遗址，为丰富旧石器考古领域研究作出积极贡献。
一件件石器走过时光长河，记录下远古人类的历史。“作为新一代考古人，我们有责任接续奋斗，更好推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郑喆轩说。
“始终怀揣信心，不放过任何微小可能性”
四川资阳市濛溪河畔，机器轰鸣，车辆穿梭，考古核心段堤防工程正进入建设的关键期……
这处距今约7万至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在同期、同类遗址中极为罕见，呈现了远古人类的一些生活片段。谈起与濛溪河遗址的初次“见面”，郑喆轩记忆犹新。“2021年9月，一场洪水冲垮濛溪河河岸，冲刷出部分乌木、动物化石。”得知这一线索后，刚从高原地区返回成都的郑喆轩，第一时间赶往现场。
洪水过后的滩涂一片狼藉，仅凭外露物很难研判，郑喆轩直接跳进没过小腿的淤泥中查看。蹒跚行进两三百米后，他发现了一些石器遗存。后来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慎研判，最终确定了遗址的存在。
“始终怀揣信心，不放过任何微小可能性。”他这样总结自己的工作理念。“汛期天气阴晴不定，濛溪河遗址的发掘困难重重。我们花大力气完成清淤，但一场骤雨来袭，便前功尽弃了。”郑喆轩回忆，当时团队想做一块8米深的局部地层剖面，但由于天气原因，很长一段时间都未能完成，“困难再大，工作也必须坚持做下去。”
发掘成果没有令人失望。考古队将浮选植物遗存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数以万计的植物种子和果实痕迹，橡子、核桃等不少植物是国内甚至国际发现年代最早的。“这里的远古人类对植物性资源已有深刻的认识和利用，这可能会改写人类对植物的利用史。”郑喆轩兴奋地说。
“濛溪河遗址已经从抢救性发掘转向主动性发掘，我们正在建立科学的运转机制，持续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郑喆轩介绍，濛溪河遗址的研究仍面临一些难题，团队正不断探索未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
“让寄托在文物上的奋斗精神鼓舞今人前行”
2019年春天，郑喆轩第一次踏上川西高原，开启了一场令他难忘的发现之旅。
“学界普遍认为，高原地区存在旧石器遗存的概率很小。”但经过对川西高原的地质地貌进行分析研究，郑喆轩认为值得一试。适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准备开展川藏铁路文物调查，郑喆轩主动请缨前往，“在常规调查以外，挤出时间在周边做旧石器考古调查。”
翻过折多山，眼前便是宽广的河谷、绵延的阶地。“人的生存离不开水，水边的动植物资源也比较丰富。因此，不管是农业人群还是早期的狩猎采集者都喜欢生活在水边的河滩或稍高的阶地上。”郑喆轩介绍。怀揣期待，他带领团队展开了调查。
“顶着高原反应，在坝子上走四五公里，眼前已是天旋地转。”郑喆轩回忆，高原磨砺着身体，更令人沮丧的是，调查居然一无所获。面对挫折，调查队没有放弃，而是相互鼓励、全情投入，一发现合适的地形便“爬坡找石头”。终于，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新都桥镇一处阶地上，郑喆轩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代表性工具——手斧。
有了初步发现后，郑喆轩重新制定计划。2020年5月，他来到稻城皮洛，认为“皮洛三面环水，阶地发育很好，很可能有所发现”。
从少量的石核、石片到陆续发现手斧、薄刃斧，皮洛的发掘经历至今仍让郑喆轩感到震撼，尤其是在2020年5月14日，团队在一个区域内发现大量暴露于地表之上的石器。在搜集整理石器过程中，天上突然下起黄豆大的冰雹。“大家任由冰雹打在身上也不肯下山，还在不停弯腰找石器。”郑喆轩说。
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2021年4月底，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稻城皮洛遗址开展了主动发掘。这次发掘首次建立了四川和中国西南地区连贯发展、具有标志性的旧石器时代特定时段的文化序列，发现的手斧、薄刃斧是世界上海拔最高、东亚地区最典型的阿舍利遗存，因此成功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持续的高原工作，让郑喆轩和同事们经历了缺氧、雨雪风霜交替侵扰等考验。“很难想象，20余万年前的皮洛先民踏上高原，不断适应自然，在挑战中进步。”郑喆轩感叹，“我看到了远古人类的奋斗史。”
“从浩瀚历史中寻回这些文物，让寄托在文物上的奋斗精神鼓舞今人前行，这也是旧石器考古的重要使命。”郑喆轩说。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去探索未知、揭示本源”
去年夏天，郑喆轩回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毕业典礼上与同学们分享考古工作的点滴。“我发掘过大量明代墓葬，也曾现场主持过江口沉银遗址发掘工作……”对于自己的工作经历，郑喆轩如数家珍。
回望初到四川时，这片土地几乎是旧石器文化的空白区。“没有从事专业工作的人，软硬件条件缺乏。”刚开始，郑喆轩接到的任务大多是配合基建而开展的抢救性发掘和保护工作，“与旧石器考古相关的机会寥寥。”他不甘心，从历史记录中查找零星的旧石器线索，再利用工作间隙寻访调查。
一句考古界前辈的寄语，郑喆轩记在心里：“当准备工作做到极致，偶然就会变成必然。”在寻访调查中，他逐渐对四川不同区域的地质地貌特点有了充分了解，同时利用空余时间持续积累古人类学、古动物学、古环境学等学科知识。
随着皮洛、濛溪河、桃花河遗址相继问世，四川逐渐从旧石器文化空白区变为研究高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成立后，他担任所长，组建起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9岁的年轻队伍。除了身体力行做示范，郑喆轩更注重为团队成员提供实践锻炼、参与重大项目的机会。“大家成长很快，相信一定能做出更多成绩。”郑喆轩说。
“考古热”风靡全社会，考古成果正在走出专业象牙塔。“过去习惯了埋头做研究，现在希望把这些成果讲给更多人听。”郑喆轩在开展发掘研究工作之外，也积极参与科普传播。接受采访、开办讲座、探索展陈体系创新……尽管业务工作繁忙，他还是用心讲好考古故事，并收获了很多观众的点赞。
“如今，文博考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新形势新变化，郑喆轩深感肩上的责任更重了，“未来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去探索未知、揭示本源，让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熠熠生辉。”
《 人民日报 》（ 2025年03月18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