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东京5月2日电 题：日本亦乐书院为何可称“旅日学堂之首”？
——专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日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王敏
中新社记者 朱晨曦
书院起始于唐代。日本承袭了中国书院文化，先后创立过百余所书院。
清末，随着留学日本的风潮兴起，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创立亦乐书院，以接纳中国留学生。亦乐书院为何可称为“旅日学堂之首”？创办者嘉纳治五郎有何教育观？亦乐书院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近日，中新社“东西问”就此专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日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王敏。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书院在日本发展有何历史？
王敏：书院起始于唐代，是中国古代士人开展藏书、读书、教书、讲书、著书、刻书等各种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中国的书院制度传入日本，则是江户时代的事情。江户时期，随着朱子学、阳明学等的影响，日本开始仿照中国创建书院。日本最早建立的有迹可查的书院，可推中江藤树的藤树书院。清末，随着留学日本的风潮兴起，有些书院又作为教育机构起到了接纳中国留学生的作用。如今，古老的书院大都已转型为纪念馆、资料馆，也有的运营出版业，唯有书院的建筑没有发生变化。
2023年4月20日，陕西西安，市民身着唐装在陕西省关中书院走廊内观赏字画。中新社发 高铖 摄中新社记者：亦乐书院的创立有何历史背景？
王敏：隋唐时期，日本派遣大批遣隋使、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赴华，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明治维新以后，中国开始将学习的目光投向日本。甲午战争的失败，让中国意识到，在近代化发展上，日本值得借鉴，且两国情势风俗相近、文字相通，与其远赴欧美，不如就近留学日本，通过日本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
1896年，清政府派遣十三名留学生赴日，由此开启了中国青年留学日本的序幕。同年，清政府驻日公使裕庚与日本外相西园寺公望交涉，希望日本接收中国官费派遣的留学生。当时积极响应的是时任东京高等师范学院校长的嘉纳治五郎。
嘉纳治五郎于1896年创立亦乐书院，这是日本最早专门接受中国公派留学生的学校。“亦乐”取自《论语》中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由清政府驻横滨领事吕贤笙带领的十三名留学生同年抵达日本后，就在亦乐书院学习数学、外语、地理、历史及理科等诸学。1902年，亦乐书院成为日本官方指定的大学预科学校，并更名为弘文学院，迎来了中国早期的留学先驱鲁迅、黄兴、陈天华、陈独秀、李书城等人。弘文学院的办学目的，一是为清朝近代化培养有为人才，二是帮助留日学生进入日本高等教育机构继续深造。之后，为避乾隆帝御讳，亦乐书院再次改名为宏文学院。
宏文学院于1909年停课关闭，该学校共接收了七千多名学生。1923年发生关东大地震，致使当年的宏文学院在大火中化为灰烬。
王敏与日本农业研究专家叶芳和在嘉纳治五郎常去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茗溪会馆。受访者供图中新社记者：亦乐书院的创办者嘉纳治五郎有何教育观？
王敏：嘉纳治五郎是日本柔道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位出任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的亚洲人。嘉纳治五郎自幼学习四书五经。大学时代，他一边在东京大学学习政治学、哲学等，一边在汉学塾二松学舍(现二松学舍大学)学习汉学。
作为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于1893年出任日本最早的国立师范教育机构东京高等教育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以《论语》中的“三达德”(智、仁、勇)为鉴，结合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德国教育家约翰·伯恩哈德·巴泽多(Johann Bernhard Basedow)的主张，提出了“智、德、体”三育主义。1916年，嘉纳治五郎发表贯穿自身教育生涯的教育观：“教育之事，天下莫伟焉，一人德育广加万人，一世化育远及百世；教育之事，天下莫乐焉，陶铸英才兼善天下，其身虽亡余薰永存。”可以说，儒家思想和汉学是形成嘉纳治五郎思想和人格的核心，同时贯通他的教育理念。
当地时间2024年8月20日，“熊猫杯”中国国际青少年美育文创交流活动全球巡展·东京站开幕式在东京中国文化中心举行。图为本次参展的青少年代表以“和合共生”为主题共同作画。中新社记者 朱晨曦 摄中新社记者：亦乐书院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王敏：亦乐书院是中国近代留学日本热潮中创办较早、接收留学生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特设教育机构。在回顾百年留日学生们的历史时，亦乐书院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它是留日学生们抵达日本后接触到西方新知识的摇篮之地，造就了辛亥革命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为近代中国的觉醒填充了不可或缺的新质力量。旅日学堂之首，莫过于亦乐书院(宏文学院)。在此留学的学生们是早期践行东西方文明互鉴的人才，毕业之后投身于中国政界、文化界、教育界等，为推进中国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完)
受访者简介：
王敏。受访者供图王敏，旅日学者。现任法政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周恩来和平研究所所长、日本亚洲共同体文化合作机构顾问、奈良文化振兴战略委员会委员、中国大阪总领馆公共外交顾问、北京大鸾翔宇慈善基金会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等。主要著作有《宫泽贤治与中国》《周恩来与日本》《禹王和日本人》《周恩来的日本留学》《岚山的周恩来》《穿越日本的“大同”》《汉魂与和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