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时代报》12月6日文章，原题：中国难题 2012年，当王霞(音)借到足够多的钱，开始投资中国由建筑业驱动的资源繁荣时，房地产和资源价格已飙涨8年。她所在的神木县因地下500亿吨的煤炭储量，被称为“中国的科威特”。据研究，神木40万居民中，平均每100人就有1人积聚逾1亿元的资产。
55岁的王从银行和亲戚那里筹集到100万元，委托给一个豪车经销商。该经销商承诺给她超过银行利息十倍的回报，同时以停满宝马、奥迪和路虎的展厅打消她的顾虑。但6个月后，展厅的汽车全都不翼而飞。对于神木的投资者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挽救。窟野河对岸的塔吊已几乎停止运转，官员及其扶持的开发商已放弃建造一座新城的梦想。
瑞士信贷投资银行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音)表示，从中期来看，形势会变得更艰难。无尽的基础设施、房地产、出口和政府刺激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本周的数据显示，本已减速的中国制造业进一步放慢速度，该国即将遭遇1990年以来最低的GDP增长率。
上月，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发布报告，预测本10年剩下时间中国的趋势增长率将降至5.5%，至2025年将降至3.5%，除非进行重大改革，为消费者和私人投资者蓬勃发展提供空间和必要的机制。
结构性改革在每个国家都是艰难的。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余永定说：“幕后的政治非常重要。如果国家在政治上很稳定，那么民众会容忍领导层犯错误。但政治上若没那么强，那么往往会解决短期问题，把那些结构性问题留给继任者。”余和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中国中心主任霍夫曼都认为，若别无选择，习近平政府可能最终选择解决该国的经济结构性问题。
余永定说：“必须积聚民心，这样民众就会理解，给予支持，然后说‘让我们勒紧裤腰带吧’。但我们尚未达到这个阶段。我想习近平现正在巩固领导地位，形成共识，然后执行一些大刀阔斧的改革。打仗前必须做好准备。”
最近几周中国出现一些更为鼓舞人心的改革迹象，包括与澳大利亚签署一项雄心勃勃的自贸协议。不过，在神木，时间貌似不够了。曾经最大的资源繁荣中心，如今只剩下数以千计的破产家庭以及一排排空荡荡的公寓和办公楼，还有停业的奢侈品店和高档餐厅。(作者约翰·加诺特，乔恒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