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APEC会议期间，中美两国共同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这是中美两国“第一次”将气候变化视为“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并宣布两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言而喻。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曾说：“谈到低碳经济，首先讲一个问题，就是人类在面临着两难选择：一是要保护生存环境，一是要保持经济持续发展。为什么是两难选择？假如只顾经济发展不顾生态环境，可能本代人都难以生存；如果只顾环境，那么，发展中国家该怎么发展？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经过多年探索，找到一条道路，就是把二者兼顾，实现经济的低碳化，实现绿色经济。”
笔者和同事们利用绿色核算的方法，构建了低碳发展与经济增长分析数据库，采用计量和统计方法对我国低碳发展与经济长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了若干结论。
分析发现，从2000年至2012年，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贡献最大。这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仍以粗放式、大消耗为主。尽管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但是由于变动主要发生在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换，而这两个产业却不是能源消耗的主要来源。多年来第二产业比重在46%左右维持不变。
研究显示，过去10年，转型经济下的中国并没有带来所应有的碳排放的降低。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过程，同时其作用发挥的时间跨度也较长。因此，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仍需加强，对于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变化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过去几年，政府在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尤其在控制市场主体负外部性活动方面，政府通过环境规制有效降低了市场主体活动的负外部性。而在环境规制的实施上，国有资本表现突出。这样的结果不意味着增加国有资本比重就可以有效缓解碳排放问题，而是说明在市场机制尚未具备完善的消除市场主体负外部性的发展阶段，国有资本对于环境保护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因此，我们建议：首先应逐渐提高社会主体的责任意识，将减排转化为自觉自愿的行为；其次，建立消除市场主体负外部性的市场机制，如碳排放交易所的建立，坚持以市场机制调节市场主体行为负外部性的解决思路；最后，政府要不断提高在政策设计、环境监管方面的效率。
研究还发现，能源效率的提高是碳排放强度降低的重要原因.自2007年以来，我国排放强度（单位GDP碳排放量）出现下降趋势。我国能源利用中,化石能源比重最大，因此能源效率的提高使得碳排放强度得以缓解，而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调整等因素则影响不显著，尤其是前两者。
我国清洁能源发展迅速，如风力发电装机量已经位于世界前列，但在国内资源消耗中所占比重依然非常低。APEC期间中国承诺非化石能源比例在2030年前达到20%。即便如此，化石能源消耗比例依然很高。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在短期内主要依靠化石能源的能源结构是难以调整的，因此当前阶段提高能源效率尤其重要。需要说明的是，能源结构调整困难重重，不代表不应受到重视，它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仍然需要不断努力。
低碳经济发展是国家战略。中国已成为能源消费第二大国，碳排放总量相当可观。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发展战略，提出“又好又快”的发展思路，并在十八大时提出构建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如何以低碳发展实现经济较快增长，需要学者的研究智慧、政府的科学决策、企业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低碳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项目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