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那年，他双修了历史学院的历史学专业。“大学之前我数学考试基本满分，平时的考试15分钟就能做完。”张昊苏坦言，“如果没来南开，我可能就去读数学系了。”选择中国史作为双修专业，张昊苏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在社会科学中，历史学研究最精密，就像是文科里的数学。二是因为可以多看书。
读研后，他在陈洪、杨洪升两位教授门下学习。遇见张昊苏之前，陈洪已明确表示不准备再招收硕士，但他为了张昊苏破了例。“我不认为是我发现的他，古人说得好，‘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张昊苏有才华，自然会崭露头角，很多学者都向我推荐，说不带他就太可惜了，于是我就把他收下了。”
去年，张昊苏的两部著作《屈原：乡土元音奏典范》、《苏轼：率性本真总不移》先后出版。这两部专著属于《文化中国》系列丛书第四辑，在所有丛书作者中，他是唯一的“90后”。
但在他看来，这两部专著只是研究道路上的一个“副产品”。“要做好研究视野不能太窄，‘经史子集’等各个方面的文献都要广泛涉猎，即把‘文史哲’的经络打通。”张昊苏进一步解释，“文献学的重要特点是，字面上看是研究古籍，但广义来说，只要落成文字的都是文献，所以研究对象无所不包。”
之所以有如此“融通”的思想，和研究生阶段的两位导师不无关系。“陈洪老师做文论出身，理论修养非常高，将理论用得很通，抓住理论本质结合实际的作品化作文采飞扬的讲解；杨洪升老师是纯文献的出身，大部分文章是‘辨伪’，以‘严谨’著称，他‘实证’性的研究范式和思维方式也让我受益良多。”
2015年5月，他与导师杨洪升共同整理的《吴兔床日记》也已付梓。他还有一部解读《汉书》的著作，已与出版社签订合同，即将出版。
谈及象棋对自己国学研究的助益，张昊苏坦言：“博弈和科研有相通之处，比赛一坐几个小时是常有的，这让我在科研中能坐得了板凳，耐得住寂寞。在下棋中训练出的思维，对我研究文学理论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