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581-645)在《〈汉书〉注》一书中，又别出一说，注云：“熊耳山在陕东。”陕，即河南陕县，陕东百五十里确有山名熊耳。
清人编撰的一部《陕西通志》则又提出了另外一种新颖观点，其说法是：“禹贡所云导洛者，实(洛南)县东之熊耳也。商州亦有熊耳山，人多误指。熊耳山在洛南灵口境内，该乡有一处塞子口，相传为大禹导洛处。”
清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1631-1692)断然否定“卢氏说”和“上洛说”。他少承家学，熟谙经史，历三十年心血撰著的《读史方舆纪要》124卷，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名著。顾在该纪要中明确指斥到：“郭璞注《山海经》云熊耳在上洛；《括地志》言熊耳在上洛西三十里；《元和郡县志》言熊耳在卢氏县南五十里，皆随后世指名耳。”书中所言《括地志》，为唐代地理著作，凡550卷，又序略5卷。题为魏王李泰撰，实出于萧德言等人手笔。唐、宋著作多曾称引，其后散佚，今仅辑得数卷。其书多根据经传，并援引六朝舆地书籍以为佐证。《元和郡县志》，唐地理总志，唐宰相李吉甫撰，凡四十卷，现存三十四卷。现存较完整的总志，以此为早。其书记载较详，较为可据，为后世重视。顾祖禹在挥斥以上三说的基础上，又独辟蹊径，提出了以下观点：《汉志》说“洛水出上洛冢岭山”；《水经注》云“洛水出京兆上洛县讙举山”；《春秋说题辞》曰“洛出熊耳山”；《山海经》亦云“讙举之山，洛水出焉”。其实“讙举山、获舆山、冢岭山，皆一山而异名也。”“三山同在上洛之地，溪涧相通，无容歧别，为一山，谓导洛始功于此，未为谬也”(《读史方舆纪要》卷54)。与顾同时代的经学家、地理学家胡渭(1633-1714)，在他撰著的《禹贡锥指》一书中，将顾祖禹的这一观点阐述得更为明确，其书云：“此山(讙举山)自上洛以至卢氏县，亘200余里，总属禹贡之熊耳，其说是也。”清人吴卓信在《汉书·地理志补注》中也赞同胡渭的观点，他说“盖此山(即广义的熊耳山——本文作者注)盘基甚广，随地异名，故本志(指《汉书·地理志》)(言)“在卢氏之东”，而郭(璞)注《中山经》“在上洛之南”，再郦氏(郦道元)、孔氏(孔颖达)、《书·正义》(皆言)“在宜阳之西”，实一山也。可知熊耳西起陕西洛南，东达河南宜阳，东西绵亘数百里，是古代中原地区的一座名山。由此可知，今洛河南岸山脉，可概言之为熊耳山。蒋廷钖的《尚书地理今释》也同意吴卓信的以上说法，他说“熊耳山，在今河南卢氏西南70里，接陕西商州界。熊耳虽有东、西异名，其实一山。故郭璞云在上洛，班固云在卢氏。蔡传(即蔡沈《书集传》)以班固为非，非也。”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藏励稣等编著，1931年)在“熊耳山”辞条下进一步解释说：“今地学家总称商县、陕县，东至宜阳、渑池诸山，曰熊耳山脉。”谷歌《地球和中国地形图》分析说，秦岭在陕西与河南之间分为三支，北支为崤山，南支为伏牛，中支为熊耳山。可知熊耳山是东秦岭的余脉之一，也是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分界之岭。《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秦岭”条目也记载说：“《三秦记》：‘秦岭东起商洛，西尽汧陇，东西800里。’《名胜志》：‘谚云：秦为头，虢为尾，与太华相连。’按：‘今自甘肃皋蓝而东，亘陕西南部、河渭汉沔之间，直至河南陕县，其间乌鼠、未圉、太白、终南、太华、商山诸山，皆秦岭山脉也。’”《辞海》“熊耳山”条也说：“熊耳山在河南省西部。秦岭东段余脉。以两峰状若熊耳得名。东北——西南走向。自宜阳县至豫、陕两省边境，长百余公里。伊、洛两河分水岭。主峰全宝山，海拔2094米。”由上述各种资料所说可以知道，位于陕、豫两省之间的熊耳山脉，其实是大秦岭东向的余脉。清代诸位地理学家的论述，与谷歌的地形图分析以及国内地学家的论述结论，观点是基本吻合的。另据清康熙四年(1665)成书的《续修商志》记载，“旧志曰，按：商略广轮无考。隋析卢氏，唐析朱阳与河南，明析上津与湖广。……洛南，春秋上洛地。”可见古代学者言“熊耳在上洛之地”亦有其道理在，概由行政区划频繁变动而引发学者们观点的歧见。历史地理研究的难度和复杂性于此可以窥知。另外，我们可以试想：大禹疏通洛河这样的浩大工程，决不会是只凿通卢氏县所在的熊耳山一段，就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因为洛河泛滥成灾所形成的阳华薮范围浩大，波及甚广，欲使之完全消退，需要疏通的主导河道距离一定很漫长，涉及的沿途山岭众多这是必然的。所以，大禹所要治理的熊耳山肯定是阻碍泄洪的南岸诸山(北岸地势皆高)。这些南岸诸山，依照颐祖禹的说法，其实都应当统称为熊耳山脉。至此，历代地学大儒们关于大禹“导洛自熊耳”的争论，应当到此算作结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