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秀英的义举不但感动了鲁县长，也理应受到人们的尊敬与爱戴。但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岁月，梁秀英无奈之下将共产党的县长说成是自己的“表哥”，正是这一伏笔给她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磨难。试想，一个年轻的少妇，在自己男人不在家的时候，却把一个来路不明的男人藏在自己的家里达6天6夜，最后还花钱雇人护送，这在旧中国封建闭塞的农村，是让人无法理解的，更是要遭人唾骂的。因此，梁秀英的坏名声一下子传遍了峦庄，各种风言风语劈头盖脸地砸向了她，她就是有一千张嘴也无法说清，她就是有一万张嘴也讨不回公道。一时间，家里人责难她，亲戚不再搭理她，村里人开始冷淡孤立她，连最好的朋友也躲开了她，她真的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人言可畏呀！她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鲁县长的身上。在她看来，鲁县长不管做了多大的官，都不应该忘记她梁秀英的救命之恩。于是，刚一解放，她就托人不停地给鲁县长写信，但所写的每一封信都石沉大海。莫非他的官职做大了，已经不记得她了？
其实，梁秀英错怪了鲁县长，他并非“贵人多忘事”，而是遭受了人生的另一场劫难。原来，鲁县长被梁秀英搭救后逃出了商洛山，回到了湖北应城老家，但国民党仍然没有放弃对他的搜捕，到处抓他，他只好先躲藏起来，暗中和一些进步人士往来，以便观察时局的变化。这期间，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变故是，他的一位在国民党里干事的叔父，自以为是保护侄子，私自以他的名义在报纸上登了一篇“自首声明”，而他却还蒙在鼓里。这样，新中国成立后，他这个驰骋沙场、奋勇杀敌的“英雄县长”非但没有成为革命的有功之臣，却成了一名叛徒。虽然后来党组织弄清了自首书不是他自己所为，但仍对他缺乏信任，加上1957年反右时，他因给单位的领导提了意见，又被错划成右派，经历了长时间的抑郁、孤独之后，于1962年含恨去世。梁秀英写给他的那些信件，一封不少都被装进了他的档案里。
特别不幸的是，解放不久，梁秀英的男人突然去世，一时间她万念俱灭，想悬梁自尽一了百了。就在她刚靠近死神的时候，一位河南来的客人搭救了她。原来，河南客人是做炮仗营生的，来峦庄已有半年时间了，听说过她的一些风言风语，但经过他对梁秀英的观察，觉得她是个蛮不错的人，即使以前有什么过错，也不应该受到人身攻击。那天，他去她家借镰刀砍柴，刚好遇到了她轻生的举动，便把她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没想到，他与她因此结下了秦晋之好。
有了心灵的依托，梁秀英从人生的阴霾里走了出来，开始了新的生活。
然而，就在梁秀英满怀激情地撞憬着未来之时，丈夫出去卖炮仗时却遭遇意外，再也没有回来，梁秀英不得已又过起了独身生活。
（六）
“阳光总在风雨后”，这句歌词道出了一条真理。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迎来了全面改革开放的明媚春天，也给大山深处的梁秀英老人带来了温暖。
那是1985年的春夏之交，丹凤县党史办的同志调查豫鄂陕边区二分区下的卢洛县的情况时，在河南郑州找到了当年在峦庄打游击的卢洛县委书记张子明先生，从张先生的口中得知，当时的县长叫鲁孚若，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被国民党军队冲散后，因峦庄的一位年轻农妇把他藏到自家楼上而脱险，最后又经她乔装打扮送出了峦庄。
这一重大发现，让党史办的同志兴奋不已，他们按照张子明先生提供的线索，迅速赶到了湖北应城，通过大量的人员走访和档案查阅得知，鲁孚若同志是黄林司令员手下一个机智勇敢的指挥员，为卢洛县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令人遗憾的是，鲁县长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让人无限崇敬无比怀念。
从湖北应城回来后，党史办同志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了峦庄，在河口村的一所旧瓦房里见到了梁秀英老人。经过几天的接触、交谈，老人讲述了她传奇而坎坷的一生，那种可歌可泣的侠肝义胆，震撼了调查组的同志。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女人，为了中国的富强与独立，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她的胆识和气魄应该大书而特书，她的精神应该成为教育和激励后人的典范。于是，他们将她的故事整理成了珍贵的党史资料，刊发在他们编辑的《血与火的道路》中，后被收入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原解放军北路突围与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一书中，成为丹凤乃至全省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同时，她还被丹凤县委、县政府列为革命有功人员，每月享受政府的定额生活补贴。至此，梁秀英的不白之冤才得到了伸雪，人们才知道了梁秀英的英雄义举，她舍身营救共产党县长的英勇事迹，在丹凤广为传颂，当地政府每年都要前往老人家里慰问。2008年10月，老人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