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怀亮

　　(一)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应和积极角逐。
　　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只要在南京与西安之间挑起一场内战，他们便可以借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打出“共同防共”的幌子，派兵直驱中国，以实现他们蓄谋已久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因此，他们极力怂恿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势力，妄图发动一场对张学良、杨虎城大肆讨伐的战争。
　　何应钦此时出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军权在握，身后又有日本人的支持，加之蒋介石此间身陷西安，中枢指挥乏人，南京政府唯何应钦马首是瞻。所以，他也想趁此机会，一显身手。12月13日，南京政府在何的主持下，召开应对事变决策会议。会议下令剥夺张学良、杨虎城本兼各职，并派飞机30余架飞抵西安上空侦察示威。同日，国民党政府颁布对张、杨的讨伐令，随之又派遣飞机连日起飞轰炸渭南、华县，藉以给镇守在关中东府前沿阵地上的东北军和西北军施加压力。
　　此间的蒋夫人宋美龄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她一方面央告黄埔系的高级将领和空军官佐勿要对西安实施狂轰滥炸，另一方面又同积极备战的何应钦大闹，警告他不要将西安起事的张、杨相逼过急，弄得何应钦很是尴尬，骑虎不能下背。这时蒋介石的高级顾问、英国人端纳，为了保障英美两国在华的既得利益，遂自告奋勇，说自己同张学良关系十分熟识，愿意陪宋美龄前往西安劝和，营救难中的蒋委员长。但宋美龄还是胆怯，不敢贸然前去，反而央求端纳替自己先走一趟一探虚实。12月16日，端纳到西安后由张学良陪同，亲晤蒋面，并送上宋美龄写给蒋的亲笔信。蒋见信方知大局不妙，南京政府已被何应钦闹得乌烟瘴气，正扮演着“戏中有戏”的障眼把戏，不由悲从中来，竟当着张学良和端纳的面痛哭了起来(详见王维之《西安事变酝酿记》。王维之时任十七路军军需处处长。王文原载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安事变研究会、杨虎城暨十七路军军史研究委员会编《十七路军军史资料(一)》，2008年1月出版，内印)。12月17日，蒋介石手令何应钦停止军事行动三日，交蒋鼎文飞南京面交何应钦。何随之下令19日下午6时以前暂停轰炸。本日晚又急电前方：20日前线各军仍然向西安推进，并恢复飞机轰炸。同时还急电催促正在德国与希特勒谈判的汪精卫归国。16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在会议上何竭力主张讨伐张、杨，马踏西安，并且扬言，要号令三军披麻戴孝，誓师西征，实质上是想乘乱将国民党的最高军事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会议决议：(1)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责令其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同时任命刘峙为讨逆军东路总司令，顾祝同为讨逆军西路总司令。(2)推于右任赴潼关、渭南，宣慰西北军。杨虎城部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驻军大荔)受于的分化叛变，投靠何应钦，旋经南京政府委为讨逆军渭北总司令。至此，西北联军在渭河北岸、洛河西岸便无险可守。东北军炮八旅旅长黄永安这时也在洛阳叛变，致使潼关门户大开。中央军董钊的二十八师乘虚进军，包围华县，并击溃东北军两个营，进抵赤水。陕东军情异常危急。

　　在外援方面，山西的阎锡山背信弃义，13日复电指责张、杨，并将张、杨早先联络他的电文公开发表。山东的韩复矩、河北的宋哲元表面上通电主张和平解决，暗地里却派人到西安，怂恿杀蒋，并挑拨西北联军内部关系。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虽然对张、杨表示同情和支持，但远水不解近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