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中共中央致书南京政府，指出：西安事变是“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人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的结果”，盼南京政府接受张、杨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当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由瓦窑堡出发，辗转两天，抵达西安。当晚，周、张、杨举行会谈，张、杨对周所谈中共对事变的分析和和平解决的方针表示同意。三人又于12月20日在杨官邸最后商量谈判条件，硧定为以下四项，即：(一)蒋介石之“安内攘外政策”必须改变，至少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表明；(二)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抗日联合政府，且应有行动表现；(三)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驻地和政治地位不变；(四)红军问题，由以后组成的抗日联合政府解决(据王菊人《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王时任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机要秘书。王文原载《十七路军军史资料(二)》)。另外，关于放蒋的问题，杨的主张是有条件、有保证地放蒋。长此拘蒋，这个人质也会失去作用。蒋若回去，至少汪、何等亲日派可以拿不到实权，还可以造成南京政府的内部矛盾。因此，在两害相权取其轻之后，三方都认为放蒋之害还是较轻的。
(二)
事变发动之前，12月10日晚，张、杨对起事之后的国内政治、军事形势曾进行过一次估计和军事部署安排：(1)预计蒋一旦被扣，南京政府必然要采取军事行动，但我们有蒋介石在手中作为抵押品，他们也必然不敢认真地向我们进攻。这对于我们集结兵力进行有效防御是有利的。(2)蒋的部队正陆续向西开进，在豫西一带正在行进的兵力不到十万人，而且分散在郑州至潼关外一线，暂无立即集结到对我方作战的可能。(3)当务之急在于控制潼关这个隘口。但从陕北及陕甘边界调集部队到潼关，需要五天时间。(4)应商请中共派红军一部进入商洛地区，以确保潼关右侧的安全。估计红军在十天左右即可以到达商洛一线。蒋军在商洛目前尚无军队驻扎。红军行军到商洛距离比蒋军短，行动也比蒋军迅速，而且红军对商洛的地形熟，也有群众基础。红军在商洛担负的任务，主要在于策应潼关方面的防御。(5)张、杨同时还对驻守在西兰路甘肃境内的胡宗南部、关麟征部，驻守在咸阳的蒋军第十三师，以及驻汉中的王耀武旅的监视、布防和包围缴械等事项，也一一进行了周密部署(资料来源：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
但是，事变一起，形势大变。尤其是12月25日放蒋之后，张学良反而成为蒋介石手中的抵押。这时，蒋便开始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施以军事威胁、政治分化、金钱收买、制造分裂等手段，从而使西安方面“三位一体”共度时艰的团结局面迅速恶化起来。
当时蒋军的兵力部署和进攻方向是：集中40个团的兵力，分五路向西安进发。渭河南北各为一路，分别由顾祝同、陈诚指挥；商(州)洛(南)为一路，由卫立煌指挥；甘肃、宁夏各为一路，分别由蒋鼎文、朱绍良指挥。兵力之强、部署之严，足见中央军发起攻击的气焰之盛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大有将东北军、十七路军一举吞没之势。
这样凶猛凌厉的军事威胁，怎么能使西安军民不感到万分激愤呢？军界民情的鼎沸，酿成了全体军民积极应战的一致呼声。值此之际，中共代表团从民族大局出发，在这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也适时地作出了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致应战的正确决定，从而使毗邻西安的商洛地区，被历史定格为保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东南方向重要防御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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