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庆节期间，镇安县金台山文化旅游区一期工程亮灯开园，吸引来无数观光者，该区重点修缮保护的唐遗址兴隆寺自然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兴隆寺位于镇安县永乐街道办镇城社区，建在一座小山梁的山腰处，此地也称茨沟口。在没有正式建寺之前，这座小山梁的后端就有“棕榈草庙”和“白泉寺”。唐武德年间(618-626)，药王孙思邈由太白山转入秦岭南山，经今天的柞水县药王堂来到镇安县佛爷庙对面的药王洞，与当时镇安境内的佛教南山宗祖师道宣大师结缘往来，谈医说禅，交流颇深，镇安的“棕榈草庙”和“白泉寺”也由此名见经传。
开元二十四年(736)，唐玄宗亲为《金刚般若经》作注，颁行天下，敕各州建龙兴寺。长安弘智禅师奉敕南下，赴镇安白泉寺募捐扩修，将周边的山门殿、释迦殿、大雄宝殿与山梁上的天王殿合建一寺，命名龙兴寺，为今西安大兴善寺的下寺，因是全国统一敕修，也称“官寺”。镇安龙兴寺是长安(唐都)到金州(今安康)的必经之地，官方僧侣往来多在此寄宿。白居易曾在诗中写道：“官寺行香少，僧房寄宿多。”唐初规定：“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可见当时的“官寺”也有条件接待频来的迁客。于是，当时的镇安龙兴寺虽地处深山，却能够声名远扬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唐宋间香火鼎盛、殿宇璀璨的龙兴寺，却在元代战乱中夷为废墟。直到明朝，龙兴寺又得以恢复重建，寺址却下移到了今天的茨沟口，恢复重建后的“龙兴寺”更名为“兴龙寺”。据县志记载，至明成化二年(1466)，住持法勤募化集资，扩置前殿塑罗汉，后殿三间重塑菩萨巨像金身，两厢九间，设立僧舍客厅。至清乾隆十年又从地中掘得石佛3尊，寺产扩大到37亩有余，成为秦岭南麓僧侣往来游方参禅的重要佛教寺院。民国初，由于寺租田课大部分被县学务局接管，寺院日渐衰落。
1943年11月，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8月修正的旨在侵夺寺产的《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导致各地佛寺陷于纷乱。当时的宗教领袖太虚法师(1890-1947)挺身而出，发表通电，呼吁全国反对，并致书蒋介石，认为内政部颁文意在“掠夺寺产毁灭佛教”，而“振兴僧寺发扬佛教，以利益国家民族和世界人类，当为民族之盛业”。经全力申诉，该办法即被停止施行，各地寺产得以保全。1944年11月，受太虚法师通电思想影响，镇安成立了佛教支会，取祈盼寺庙兴隆昌盛之意，决定将“兴龙寺”更名为“兴隆寺”，沿用至今。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为振兴佛教事业，在西安大兴善寺佛教支持下，镇安兴隆寺佛教支会开始设立甘露，普济戒坛，开期传戒。3月8日(农历二月初九)，湖北、山西、宁夏、奉天(今辽宁)、河北、绥远、浙江、安微、福建、甘肃、四川和陕西等12省32县82寺院的佛教弟子先后来到镇安兴隆寺参加戒坛传戒。戒坛由西安大兴善寺得戒本师大和尚印洲主持，历经20多天，通过讲经、受戒，为180多名受戒和尚、尼姑和居家教徒授予法名，颁发了《护戒牒》，并汇编成《同戒录》一书，永久存卷。经过这一盛大佛事，镇安兴隆寺名声大振，轰动一时。
建国后，兴隆寺划归学校使用，“文革”时遭到破坏，除明代正殿得以完整保存外，其它建筑已面目全非。1991年，镇安县人民政府将该寺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落实宗教政策，将兴隆寺划归宗教部门管理，经过宗教部门和僧侣主持们的共同努力，兴隆寺又逐步恢复为佛教活动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