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本报记者肖云
秦腔，起源于古代陕西的民间歌舞，因以枣木梆子为击节乐器，又叫“梆子腔”。其“形成于秦，精进于汉，昌明于唐，完整于元，成熟于明，广播于清，几经演变，蔚为大观”，堪称中国戏曲的鼻祖。据史料记载，秦腔的鼎盛时期在清朝乾隆年间。
几经历史的浮沉与变迁，面对高科技产品和新兴娱乐方式的冲击，秦腔确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面临一个发展的瓶颈期。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手机、电视、电脑等多样化的娱乐方式充斥了他们的生活，而秦腔这种需要沉淀内心去细细体味与拿捏的传统戏曲文化，或多或少受到了冷遇，这种境况让唱戏的人不禁心生悲凉，开始思索秦腔的传承与创新。
好在秦腔产生于民间，在老百姓中有很深厚的基础，特别是在广袤的农村大地。近几年，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文化自信的大环境下，记者欣喜地发现，我市很多村、镇都陆续成立了秦腔自乐班，这种团体主要以中老年人为主，但不乏一些年轻人的参与。每逢农闲时节、打工之余，秦腔爱好者们就聚集在一起，吹拉弹唱，怡然自乐，留守在家的老人、妇女成为他们忠实的听众。唱戏也好，听戏也罢，大家图的就是一个高兴，用他们的话讲，那叫自寻乐趣、自得其乐，对文化娱乐相对单调的农村人来说，唱戏不仅是一项文化活动，也是一项健身活动。与此同时，农村“红白喜事”、赶集庙会中邀请的演奏乐队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这种活动俗称“跑场子”，是一种流传已久的古老职业。一些没有机会受到专业学习，天赋很高且痴迷于戏曲的农民，通过这种方式，得以找到一个展示自己、谋求生计的路子。
在商州区杨斜镇，就有一个群众自发成立的秦腔演唱团，成员有20余人，不分男女，不论年龄，只要爱好，皆可参与。多数时候，他们为了生计奔波，闲时便聚在一起，拉着二胡唱大戏，这是他们艰辛生活之余难得的精神寄托。也正是因为他们，才让戏曲艺术在乡村扎根，让单调的农村生活多了阵阵笑声。在这里，记者随机采访了该乐队的3名秦腔爱好者，或许，从他们身上能反映出戏曲在农村的发展变迁。
唱秦腔的90后姑娘
10多年前，在商州城区的街头，经常可以看到一位中年男子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幼童卖艺唱戏，其中小女孩牙还没换好，唱起戏来奶声奶气，煞有介事，十分惹人喜爱，很多老戏迷都啧啧称赞：“哎呀，这么小就会唱戏，了不得!”他们亲切地称呼小女孩为“六小龄童”，这就是儿时的寇享荣。“我们一般都是下午4点出来，找一个人口密集的广场或公园，唱到晚上10点多收场，再在城里找个旅馆住一晚。”寇享荣说。那时，商州城的多数戏迷都认识他们，一到下午，就拿着小板凳来公园听戏，边叫好边散钱，非常受追捧。他们3人的名气也引来了媒体的关注，他们的故事先后几次被《华商报》《西安晚报》《商洛日报》等媒体报道。转眼之间，当年的小女孩长成了20多岁的大姑娘，也成为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但唱戏一直不间断地贯穿着她的人生，成为她忙乱生活中的诗与远方。
“听父亲说，我爷爷那辈就爱打花鼓戏，父亲、大伯喜欢秦腔，我和哥哥耳濡目染，也爱上了这一行。”寇享荣回忆说，父亲在年轻时骑车摔断了锁骨，肩膀落下了病根，不能干重体力活，为了生活，便和几个乡邻组建了一个10人的乐队，方圆几十里哪里有“红白喜事”，他们就去哪里赶场子，没有活时，经常聚在自家院子里排练。大概五六岁时，享荣有一天看到长辈在拉二胡，一时好奇，非要自己试一试，大家开她的玩笑说：“你一个小孩子，又不会。”倔强的她回道：“不会可以学呀。”这句童言惹得众人哈哈大笑，却让父亲注意到了女儿对艺术的兴趣，开始有意培养她唱戏和乐器演奏。戏曲讲究的是“四功五法”、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只有充分掌握了基本的技法，熟悉了各种音乐语汇和舞蹈语汇，而后才能进行艺术创造。因此，在基本功的训练上，父亲要求非常严格，学不会不让吃饭不让睡觉，有时，母亲都睡了一觉醒来，还听到女儿一边哭一边学习。这一段看似严酷的经历，为寇享荣深入学习戏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学的差不多了，父亲就会带着一双儿女出去卖唱，其余时间，也会和乐队跑跑场子。寇享荣还记得，第一次跟着父亲跑场子是在蓝田的一个庙会上，那个地方在山顶上，车只开到山脚，还要步行十来里山路才能到达，走不动时，父亲便背着自己，母亲也全程跟随，专门照顾她和哥哥的生活起居。当时，她表演了一个清段《十五贯》，赢得了满堂喝彩。8岁起，寇享荣就有工钱了，每次乐队接活时，那边总不忘提醒一句：“把那两个孩子带上，大家都爱看。”从小唱戏的经历也成为享荣有别于同龄人的独特又珍贵的记忆。
2008年，寇享荣的父亲打核桃时，不慎从树上摔下来，造成半身瘫痪。为了给父亲看病，家里所有的钱都花光了，连生活都无以为继，更别说上学了，勉强念完初中，寇享荣就辍学了，懂事的她把学习的机会让给了成绩更加优异的哥哥。“那时，父亲经常流着泪说，可惜腿摔坏了，要不然一定把我送到戏校去。”也许是为了弥补心中的遗憾，帮助女儿走上戏曲艺术的道路，瘫痪在床的父亲又以享荣的名义成立了一个乡村艺术团，名为“欣欣向荣”，一是取自女儿名字的谐音，二则寓意不管生活再艰难，命运再悲苦，心底的向往不能泯灭。在乐队里，父亲主要负责写稿、编词，女儿来分角、联系场子。那段时间，父亲经常坐着轮椅和乐队一起四处跑场子，这种执著、坚韧的精神打动了享荣，她在心底暗暗发誓，不能辜负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一定要替寇家把戏曲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寇享荣笑着说，拍婚纱照那天，乐队打来电话说接了一个活，要马上准备演出，她连妆都没卸，急急忙忙扔下了老公就跑了回去。“结婚当天，就没办法了，因为我是新娘啊，必须在场，可惜那天推掉了3场演出。”有了孩子后，寇享荣不能像过去一样带领乐队四处跑场子了，但对戏曲的热爱依然是那么炙热，她抓住偶尔闲下来的时间，和村里的一些老戏迷聚在一起，拉着二胡、敲着梆子唱大戏，在一颦一笑间，传播艺术与美。
寇享荣告诉记者，等孩子大些了，她想再买些婚庆的设备，把乐队的业务拓展到婚庆策划、主持、演出等方面。她说，这个乐队寄托着父亲对自己的期望，也承载着乡邻们对秦腔艺术的热爱，想要发展下去，既要细心呵护，还要在继承中寻求创新。
痴迷戏曲的农民大叔
乍一看，50岁的何书善就是一个憨厚朴实的农民，平时，他在家租赁一些“红白喜事”的灶具，时不时开着三轮车在市区跑跑运输，日子倒也过得去。和老何实际接触之后，看到他对戏曲几十年如一日的挚爱和不为名利的付出，不禁感到咋舌，继而开始佩服他的执著与坚持。
何书善是星火村村民，从小就喜欢在电视、收音机里听戏，每次市上的剧团来镇上表演节目，他不管在干什么，都会扔下手中的活，兴冲冲地赶去看。那会儿还没有自行车，只能靠脚走，从家里到镇上有12里的路程，常常看完戏再走回来就到半夜一两点了，但何书善却一直乐此不疲。后来，听说张底村有一个人办了个剧团，何书善想过去学唱戏，但遭到了父亲的极力反对，因为在老年人的意识里，唱戏的走到哪都会让人看不起。为这事，何书善和父亲吵过、闹过，还偷偷哭了很多次，但戏曲仿佛有一种魔力，引得何书善常常偷着去听去学，50多里的路程，他骑着自行车往返，却不觉得累。回来以后，他又在电视上自学，这一学，就是几十年。
小学还没毕业，何书善就走入了社会，为了生计，在家干过农活，也曾四处打工。种地时，他总是不由自主就唱开了，好像这样才更有力气。在商州城区跑运输时，何书善发现有一个民间自发组织的秦腔艺术团经常在公园唱戏，为了不漏掉一出戏，他提出义务帮艺术团拉送音箱，这一坚持就是2年。何书善对戏曲的着迷在方圆十里出了名，但他第一次正式登台演唱却是在去年6月13日，那次，他在庙会听戏时，一个演员因生病不能唱了，熟人就把他推荐给乐队领头，结果遭到了乐队成员的一致反对：从来没唱过，万一搞砸了怎么办，应该找一个老人(有经验的人)来唱。时间紧迫，一时又找不到别人，何书善就硬着头皮上场了，他还记得那次唱的是《白逼宫》，唱完底下喝彩声一片，大家都有些意外，纷纷感叹道：“经常干农活的人，怎么能把戏唱得这么好!”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很少有人知道何书善为唱戏付出了多少心血。秦腔戏讲究字正腔圆，声音洪亮，嗓子好是基本要求，为此，何书善戒了酒，饮食也很清淡，尽量不沾辣子。每天清晨，何书善都抽出时间，去河边练练嗓子，他还在手机里加了很多秦腔爱好者群，和志同道合的网友一起探讨交流，他还下载了全民K歌APP，自己唱自己录，然后再播放，看哪里需要改善。
何书善的家里很简陋，唯独一个上千元的专业音响看上去很显眼，他说，自己很少看电视，但每天回来不管再累都要打开碟片唱一唱秦腔。他家的床头、墙上到处贴着打印出来的戏词，“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背词，眼睛一睁开又开始记。”这样的努力，最终让何书善成为村里乐队的台柱子。
星火村的舞蹈老师
又黑又顺的头发，举手投足间散发的优雅，怎么看，郭惠芳都像一个剧团的演员，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妇。的确，郭惠芳曾经与剧团有两次擦肩而过的缘分。
小时候，郭惠芳就展现出了一定的艺术天分，她爱唱爱跳，爱笑爱闹，经常学电影里的插曲唱给同学听，每年学校举办的“六一”、元旦文艺演出活动都少不了她的身影。上五年级的一天，市上的剧团来村里唱戏，郭惠芳在台下听得入迷了，这是她第一次接触秦腔，过后，她记住了两个唱段，时不时在嘴上哼唱几句。1978年，郭惠芳还在上初中，恰逢西安的一个剧团来学校招演员，她就毫不犹豫地报名了，在表演时，她因为有一点紧张，在高八度的音上差了一点点，很遗憾地落选了。18岁那年，大荆镇有个剧团去郭惠芳的老家北宽坪镇招演员，让每个人唱一段秦腔，这次，郭惠芳幸运入选，成了30个被招收的学生之一。进入剧团后，就是日复一日严苛的训练，每天凌晨4点，郭惠芳都要强迫自己睁开惺忪的双眼，和同伴一起起来练嗓子，这一练就要2个小时;接下来，还要练功，学习倒立、空翻、劈叉等舞蹈基本功，其他时间就是在剧团主办的各种活动里跑龙套。这样的生活是异常艰苦的，但因为喜欢，郭惠芳并不觉得有多苦。美好的日子总是短暂，半年后，父母来学校看到这样的情景，不忍心女儿受苦，硬是把她拽回了家。因为年龄小，郭惠芳不懂得反抗，这也成为她心中搁置至今的一个遗憾。
“如果当时继续留在剧团学习，说不定我现在就在剧团上班，有一份人人羡慕的工作，有时，命运真的说不清。”这样的念头只是偶尔在郭惠芳的脑中浮现，转瞬即逝。郭惠芳天性乐观，随遇而安，不论命运怎么安排，她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回到家里，郭惠芳经常跟着电视学唱戏，干农活之余，村民们都喜欢听她唱上一段。后来，郭惠芳嫁到了杨斜镇的星火村，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她安心地侍奉公婆，料理家务，但对艺术的热爱一直深藏心底，从来没有放弃。孩子长大了些，郭惠芳就跟随村里的乐队跑场子，也是在这时，她学会了打镲、击鼓。如今，郭惠芳的儿女都成家了，平时，家里只有她一个人，没有了生活负担，她又重新拾起了对艺术的爱好，隔三岔五和演唱团的人一起表演节目，还跟随潮流学起了广场舞，不仅自己跳，还带动全村人一起跳，村民们尊称她为“老师”。
“有一次，我在城里看到了学跳舞的可移动播放器，就花600元钱买了一个，跳跳舞，人心情畅快了，生活也充实了，村里人都很支持我呢。”郭惠芳笑着，声音像是一串银玲，仿佛回到了年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