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从右翼政治思潮向整体国家战略演变的趋势日益明显。2014年7月，安倍内阁解禁有限行使集体自卫权，首次突破战后日本对外使用武力的宪法限制。2022年，岸田文雄政府出台新版“安保三文件”，提出拥有所谓“反击能力”，实为部署具有明显进攻属性的远程打击武器背书。2026年日本部署国产远程导弹并放开进攻性武器出口，扩军备战成为贯穿安全政策、军工发展和对外战略的国家行为。
“数字军国主义”正是这一进程在数字领域的延伸。“数字军国主义”是指将数字技术用于军事进攻和认知操纵，以服务扩军备战与对外扩张的“新型军国主义”形态。它一方面将新兴信息技术武器化，使其直接进入情报侦察、无人作战和网络攻击；另一方面以算法为工具、以公共数据为原料、以国家权力为背书，淡化侵略责任，强化外部威胁，为军事扩张建立正当性。“数字军国主义”既扩充现实作战能力，更削弱反战意识，具有扩张性、隐蔽性和欺骗性特征，是“新型军国主义”技术最新、影响最广、危害最深的变体。
“数字军国主义”具有扩张性
“数字军国主义”的扩张性首先表现为数字技术本身的军事化。人工智能、网络技术和大数据分析不再只是辅助工具，而是被直接用于情报搜集、目标识别、战场判断、指挥控制、无人装备和网络攻防。日本2022年12月制定的《国家防卫战略》提出，到2027年度形成应对网络、信息和认知领域作战的能力。今年，防卫省又把人工智能、网络战、电子战、信息战、远程导弹和无人装备并列纳入“新作战方式”。数字技术由此进入发现目标、制定方案和实施打击的作战链条，成为日本扩充进攻性军事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军国主义”的扩张性还表现为利用数字传播实施认知战。认知战的攻击对象不是武器设施，而是人的判断、社会信任和集体意志。日本防卫省利用人工智能收集和分析社交平台信息，加强战略传播，并研究通过网络意见领袖扩大信息影响。此类手段既可以对内美化扩军政策、削弱反战意识、组织战时动员，也可以对外制造敌意、放大社会分歧、动摇对方民众对政府和制度的信任。数字传播不只是军事宣传的渠道，而是能够承担政治渗透、舆论操纵和社会瓦解任务的认知武器。
“数字军国主义”具有隐蔽性
数字军国主义的隐蔽性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表现为将右翼政治选择植入看似中立的技术系统。日本数字厅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由推广政务人工智能“源内”，投入44亿日元，计划覆盖约18万名公职人员。该系统接入美国Anthropic公司的Claude闭源大模型，并用于国会答辩检索和文稿生成。其政府共通数据以1947年5月后的官报、法令、白皮书和国会记录为重点，未将战前档案、投降文件等列为同等重要的基准。日本官方文本决定模型主要检索什么，美国闭源模型影响模型如何理解和表达，错误史观可能以“技术中立”的答案进入行政体系。
二是表现在将军事宣传伪装成民间表达。2022年，防卫省被曝研究利用人工智能分析社交平台、识别网络意见领袖，再通过这些人传播有利于防卫省的信息。防卫省虽然否认意在诱导国内舆论，却没有公开研究方法和边界。公众看到的是个人意见，实际接收的可能是安全机构设置的议题和叙事。一边是政务AI将政治抉择伪装成技术中立，一边是意见领袖将官方意图包装成民间声音。
“数字军国主义”具有欺骗性
欺骗性不仅表现为制造虚假信息，还表现为省略不利事实、替换政治概念和预设行动结论。将攻击能力称为“反击能力”，将武器出口解释为“创造有利安全环境”，就是以防御性语言掩盖进攻性政策。只强调外部威胁而回避误判、军备竞赛，把扩军塑造成合理的选择。
今年8月，日本防卫省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字里行间都充斥着依靠话术调整掩盖扩张野心的内容。文件提出“防区外防卫能力”新概念，将射程可达上千公里、具备跨境打击能力的远程巡航导弹包装成“远距离自卫”武器；文件以“国民协同”替换“总动员”表述，看似淡化战争色彩，实则把战时全社会动员包装为全社会安全治理……
“数字军国主义”的三个特性形成了一套完整作用机制。扩张性将数字技术转化为网络攻击能力和认知战工具，使军事扩张从传统战场延伸至网络空间、舆论空间和社会心理领域；隐蔽性为降低公众警觉与社会反对，将军事意图嵌入政务应用、算法规则和民间表达；欺骗性为推动公众接受、支持乃至参与，通过歪曲历史、美化战争和夸大威胁，为扩军修宪和军事行动制造正当性。
话术包装再精巧，也掩盖不了进攻性政策的实质；数字叙事再隐蔽，也抹不去侵略历史的斑斑血迹。面对“数字军国主义”，周边国家与国际社会应当擦亮眼睛、持续拆穿其话语陷阱，守住历史真相与战后秩序的底线。
（作者尹晓亮是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院教授 黄宝仪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