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商州区九年制学校退休教师 寇晓英
采写人：本报记者 米子扬
我对教室的记忆，是从一块黑板开始的。
刚参加工作时，黑板就是一块刷了墨汁的木板，写满了擦，擦净了再写，日子久了，墨汁被磨得泛白，露出底下的木纹。后来黑板换了一块又一块，我站在黑板前的日子，也过了30多年。
我叫寇晓英，是商州区九年制学校的一名退休教师。1989年，我从商洛师范毕业，徒步50里山路到夜村镇中心小学报到，此后又在于塬、沙河子、城关、商丹高新等学校任教，从乡村复式班的年轻老师，到后来走上教学管理岗位，我的讲台始终没有离开过商洛。几十年间，一声声“老师”，串起了我的从教岁月，也映照着乡村教育的昨天和今天。
夜村镇中心小学是我走上讲台的第一站。20世纪90年代初的乡村教室，是红土砌墙、塑料纸糊窗，连桌椅都要学生从家里自带。我带的复式班，学前班、一年级、二年级挤在一间教室里，我常戏称这是最难带的“多兵种部队”，看着台下高矮不一、年龄悬殊的孩子们，我一时手足无措、倍感茫然。那时候我对“好课堂”的理解很朴素：秩序不乱，知识点落实，孩子听得懂、学得会，就是一堂成功的课。那些年，我一心琢磨的就是怎么把课上好。
是一个叫于红艳的女孩，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教育远不止于此。
1994年，我在沙河子中心小学担任五年级一班班主任。初见于红艳，她背着碎布拼的书包，胳膊上挎着满满一篮猪草，迟到的她局促地立在教室门口，引得同学们哄笑。后来才知道，于红艳的父亲觉得女孩子读书没用，想让她退学照顾弟弟，在她的多次争取下，父亲才答应让她复学，条件是每天必须割满两篮猪草。年少的她满腹委屈，心中满是怨怼。
一个心怀怨恨的孩子，怎么能稳稳走好成长之路呢?为此，我一次次上门家访，一边劝于红艳体谅父母，一边做家长的工作，又托人买来菌种，陪她学习食用菌种植，让她在帮家里改善生活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价值。班里的孩子也在上学路上顺手帮她拔一把猪草。一学期后，红艳家里开始全力支持她读书，她慢慢蜕变为一名开朗自信、阳光善良的女孩。后来她考上了西安医学院，如今成了一名医生。
那些年，像于红艳这样，被我们从辍学边缘拉回来的孩子，还有很多。一个孩子读出去了，一家人的观念就跟着变;一家人变了，四邻八舍看在眼里，也慢慢跟着变。山里的教育观念，就是这样从一个孩子到一户人家，一点点转变过来的。
教室，也在那些年里一步步发生着变化。刚到于塬小学任教时，学校还是一栋破旧土楼，一年后国家推进普及六年义务教育，村上拆掉土楼，在院子西侧新修了两排砖瓦教室，孩子们搬进了新教室。再后来，国家推进“两基”巩固提升和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也正是从那时起，旧校舍成排拆除重建，玻璃窗取代了塑料纸，课桌椅统一配备，水电通了，图书室、实验室、多媒体陆续走进课堂。
硬件一变，课堂也跟着变。从乡村到城镇，我不仅有机会参与教研、外出观摩，还站上了全国赛课的舞台。那段时间，我反复打磨课堂结构、优化教学设计，心里总想着环节要流畅、课件要精美，把课上得“出彩”。可随着教龄增长，一节节课上下来，我的想法反而慢慢回到了教育最本真的样子。一堂真正的好课，从来不是流程完整、教具精致，更不是一场精彩的表演，它的核心是“以生为本”，看见每一个孩子的差异，引导他们主动思考、敢于质疑，保持好奇心，涵养好品格。
从“把知识讲扎实”到“把课堂上出彩”，再到回归“以生为本”，这些年教学的设备、方法、理念都在更新，可我始终认定，形式可以变，那份对孩子的热情和温度不能变。这也是我一贯坚持的教育理念：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多一份耐心，多一份共情，哪怕办学条件简陋，老师的关爱与鼓励照样能滋养孩子的心灵。
这些年，国家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我愈发觉得，比硬件升级更要紧的，是教师队伍建设、课堂质量和育人水平。退休后，回望来时路，我对这一点体会更深：乡村教育承载着大山的希望，一名教师的价值，不只是教知识，更是托举山里的孩子，帮他们打破认知的局限。乡村教育的根始终在人，只要有愿意扎根的老师、好好读书的孩子，课堂就有生机。
从教之路上，我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不过是把每一堂课讲扎实，把每一个孩子放在心上，把每一件小事做到极致。教育的路没有捷径，所有的改变，都藏在日复一日地坚守里，藏在孩子一点一滴地成长里。三尺讲台很小，小到只容得下一方黑板，它又很大，大到足以托举一个孩子的人生。把平凡的岁月守好，把平凡的书教好，就是我们这些乡村教师最踏实也最沉甸甸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