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限薪令不断出台的背景下，银行家们2009年的薪酬出现了两道不同的风景。一方面，体制内、享有行政级别待遇的高管们薪水大幅缩水；另一方面，市场化机制下的高管尤其是外籍高管薪酬“水涨船高”。总体上看，银行高管薪酬开始逐步合理化，但问题依旧存在。
有投资者就发出这样的质疑：深发展董事长纽曼的薪酬为何这么高？浦发银行为何没有及时披露高管薪酬？……种种疑惑的存在，说明我国银行高管薪酬激励和披露制度仍有进一步改革的必要。
国有大行“双轨”定薪酬
随着限薪令的出台，三大国有上市银行的高管薪酬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中行年报数据显示，2009年全年董事长肖钢的税前薪酬为76.9万元，行长李礼辉为75.5万元。副行长李早航和周载群分别为72.3万元和71.9万元。而2008年，肖钢、李礼辉、李早航和周载群四人的薪酬分别为150.7万元、154.4万元、148.1万元、147.7万元。
工行方面，年报数据显示，税前董事长姜建清的收入为91.1万元。行长杨凯生的税前薪酬为87.1万元，监事长赵林和副行长张福荣的税前薪酬分别为82.6万元和76.2万元。上述4位在工行管理层收入中是相对靠前的。工行的数据相较08年也有一定程度下降，2008年工行年报中，姜建清的税前薪酬总计为161万元，杨凯生的薪酬则为153.5万元，工行五位副行长及董秘的薪酬也大致在137万元左右。
建行方面，2009年度董事长郭树清的税前合计薪酬为90.6万元，行长张建国的税前收入为88.2万元，监事长谢渡扬的税前收入为86.8万元，副行长纪委书记辛树森的税前收入为75.6万元，副行长陈佐夫的税前薪酬为75.7万元。建行前4名高管的税前薪酬合计341.2万元，而在2008年这个数值为612.7万元。
除工、中、建三行外，交行的情况也非常类似。董事长、行长级高管的薪酬普遍在70万-80万元。
上述数据表明，在2009年业绩同比增长的背景下，几大行的这些高管薪酬几乎同比打了对折。限薪令的显著效果由此可见。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这些拥有行政级别待遇高管们薪水受限的同时，那些市场化聘用高管薪酬却在积极的走市场化道路。于是，在三大行的高管薪酬中，部分高管的薪酬要大大超出该行董事长、行长。
年报数据显示，中行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的薪酬达651.2万元，将近该行董事长、行长薪酬的8倍；总稽核黄定坚的年薪也达到了228.8万元。建行投资总监毛裕民的税前薪酬合计达到309.6万元，也大大高于前几位高管。
“几大国有银行的最高管理者一般由政府任命，同时享受某一级别的干部待遇，因此其年薪需要受到相关条款的限制。但是，由于大行的发展，需要聘请一些有能力、全球化的高管，其薪水则必须走市场化的道路，否则很难从华尔街等地挖来人。这样‘双轨’并行并不矛盾。”一位银行业内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称。
股份制银行薪酬迷雾重重
与国有大行高管薪酬受到限薪令影响齐打对折不同，股份制银行的银行家们2009年薪酬随着业绩回升普遍出现了上浮。
年报数据显示，深发展董事长纽曼的薪酬超出所有目前国内的银行家们，达到了1741万元。行长肖遂宁的收入达到了486万元。董秘徐进的收入为165万元。
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在报告期内从公司领取的报酬税前总额为654.58万元，行长洪崎的全年报酬为626.83万元。
中信银行行长陈小宪全年收入496.18万元。招商银行董事长、行长马蔚华的全年报酬为530.6万元。
由此可见，这些银行的高管薪酬由于走市场化路线，薪酬都比较高。有分析人士表示，银行家的薪酬按照市场化来定价本该较高，但同时还需要考虑其所做出的贡献和回报是否成正比，需要有一个较为透明的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