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教授卢峰指出：“正是基于中国制造长期依托的低成本优势已难以为继的现状，在参与国际竞争中，以国企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必须尽快打造出新的优势。发展实体经济，壮大自身实力，成为势在必行的事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亚男指出，在呼唤重振实业之时，必须注意到一种良性的实体经济“收缩”现象。以上海为例，2011年共调整淘汰落后产能2873项，关停危险化学品生产及储存企业149家——看起来，实体经济的“领地”大大收缩；但2011年上海工业总产值达到32087亿元，同比增长7%；“十一五”期间，上海工业以年均4.2%的投资增长、年均4.6%的能源增长，支撑了年均11%的产值增长和年均17.8%的利润增长。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邵志清提醒：“在我们重谈‘实业兴国’的时候，千万不要盲目地搞‘复建’运动，而是要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步进行。对上海来说，要充分利用传统产业基础来发展面向未来的现代工业体系。”
对此，有专家提出，国有企业在国家转型期，始终应把投资重点放在事关国计民生和国民经济发展目标与方向的产业、行业以及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方面，把一般性竞争行业的发展空间留于其他投资主体共享。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大型企业特别是国企，以其强大的产品和资本运营能力，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支撑，并决定着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强弱和增长潜能。
因此，培养国企的核心竞争力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国家竞争实力，成为新的责任主体。
国企一定要继续做大做强
让美国感到威胁
“没想到美国人会如此关注中国的国企。”安邦咨询合伙人贺军说。前不久，作为美方在中国访问期间唯一选择的智库，安邦咨询刚刚和美国国务院首席经济学家海迪瑞迪科进行过一次深入交流。虽然是一次非正式访问，“但要知道，美国人向来只关心人民币能否升值。”贺军坦言，海迪瑞迪科对中国国企的发展看起来很关心。
美国《华尔街日报》今年初发表的《美国对中国公司发动攻势》一文指出，“美国贸易官员们对美中商业冲突的核心环节——受到大量保护和补贴的中国国有企业，发起了协同攻击。”
今年5月，在中美战略对话中，美国政府破天荒地不再拿汇率说事，而是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提高中国国企红利的上缴比例。
有评论指出，国企上缴利润天经地义，可这事由美国向中国政府郑重提出，却显得有些唐突。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今年表示，美国希望全球商务领域能够实现“竞争中立”。对此，美国副国务卿霍麦茨直言不讳地指出，“竞争中立”原则主要针对中国，“因为中国国有企业近年来凭借政府支持，实力大增，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对美国企业构成巨大挑战”。
“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国有企业没有出大的问题，也没有引发大规模的职工下岗，成为中国抵御金融危机重要的稳定因素。” 中国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曾坦言。
而与此相反，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欧美国家的实体经济被投机性的虚拟经济捆绑，国家经济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失去原动力，因而陷入了经济衰退的泥潭。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有企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对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感到了威胁。
在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11年世界企业500强中，共有59家中国国企榜上有名，其中中石化、中石油和国家电网更是位列前十。这59家国企中，当年新增的超过10家，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