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对于那些股权质押的处置则更加困难。依据有关法律，“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转让股权后，还需修改公司章程等且须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变更登记，这其中还将涉及一大笔个人所得税。如果借款者不配合转让，所有私下的转让协议均属无效。而即使变更成功，高利贷公司就等于“被迫”投资了一家公司，损失了流动性。
风控加码
放高利贷的铁律是“钱生钱”，谁都不愿意被“套牢”进入资产处置。因高利贷公司往往也“滚”着大量民间投资资金或是银行贷款，缺乏流动性将造成高利贷自身的崩盘。
在“高息虚开”现象再现后，敏感的马老板已经在贷款风控中加码，他称，现在公司放出的每一笔款，都要求看清对方确切的偿还借款来源，并争取有“来源方”的签字落款或至少口头允诺。
在抵、质押物方面，马老板对于预计中难以处置和变现的模式一概不做。考虑到房产抵押后续处置中的交税等损失，马老板降低了抵押率。
有意思的是，在做车押时，马老板称他近期开始修改了规定，要求客户在放款前必须将车辆开到公司进行现场评估，并在车管所办理抵押登记。对于特别优质或熟悉的客户，即使同意对方不押车，马老板也要求“必须变更保险受益人，并按我的要求安装GPS定位系统”。
此外，对于一旦坏账后，“超过同期基准利率4倍”的利息将不受到法律支持，马老板称，高利贷的“行规”是在放款时先行扣息，“一旦有纠纷，我们不会承认在放高利贷，所有书面证据都对我们有利”。
而本报记者此前在对上海另一家高利贷公司采访时获悉，该公司在处理极端高息的放款时，会在协议中修改借款期限，以使利率看起来合理。
无论是高利贷运作中的新风险，还是浙江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创新高，都可能是经济下行周期中的“一叶知秋”，与宏观经济大环境的变化紧密相关。经济上行的大潮“水落”，民间借贷的问题就容易“石出”。
梳理浙江省高院近日发布的《浙江法院民间借贷审判报告》不难发现，该省民间借贷的收案量曲线与宏观经济走势相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案件数量也急速上升，较上年增幅高达60.56%；2011年，受第三季度温州等地部分企业债务危机影响，收案量重新上扬，全省法院全年收案93067件，较2010年增长了6.7%。
今年上半年，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民间借贷案再度大幅上升。全省法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58037件，涉案标的额283.9亿元，同比分别上升26.98%和129.61%。(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