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欠薪的治理，不能靠哪一个部门单打独斗，甚至未来主要也不是依靠定罪处罚；相反，应当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针对欠薪行为进行类型化处理。
每到年关，欠薪总会成为一个令人揪心的话题。与往年不同，经过这些年的严厉整治，尤其是司法机关高擎刑罚利剑，2013年并未发生多少欠薪讨薪的极端个案。但与此同时，那些游离于刑罚标准之外的一般性违法欠薪，那些并不一定会酿成重大影响的欠薪，则可能成为今后执法面对的突出问题。
近日，人社部劳动监察局局长闫宝卿透露，虽然欠薪案件涉及人数有所下降，但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在一些行业还时有发生，集中在工程建设领域，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餐饮服务等行业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拖欠工资明显增多。从其披露的数据信息看，欠薪案件数量仍然处于高位，且呈现一些新特点，如拖欠工资问题与拖欠工程款等经济纠纷交织在一起。
这说明，在转型时期，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向，欠薪并非短期内的个别现象，而是一种需要长期治理的法律问题。以往我们治理的主要逻辑是，欠薪纠纷出现乃至恶化之后，为避免出现矛盾激化而进行事后处罚和救济，倚重刑罚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在刑罚威慑之下，恶性案件大量减少，但是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欠薪现象，却不能完全依靠刑罚得到根治。
对于欠薪行为，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刑法修正案以及相关司法解释都有明确规定，这为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介入此类纠纷提供了充分依据。这意味着对欠薪的治理，不能靠哪一个部门单打独斗，甚至未来主要也不是依靠定罪处罚；相反，应当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针对欠薪行为进行类型化处理：对于主观恶意欠薪且影响严重的行为，依照刑法进行严格的刑罚追究；针对构成行政违法的欠薪案件，需要劳动执法部门严密执法；而对于普通的欠薪纠纷，则需要发挥劳动仲裁的程序功能，并将此类纠纷纳入便捷的民事司法救济渠道。
从根本上说，无论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公权力的介入对于维护作为弱者的劳动者权益不可或缺，其执法的耐力是形成规范化秩序的关键；但同时也要看到，这种公权力执法总会呈现出难以避免的局限性，因为与海量的用工市场相比，公权力无法对用工单位进行全天候监控，对日益变换的欠薪纠纷现象的治理难免力不从心。因此，在期待行政执法更有积极作为的同时，我们还应当从契约法治的理念着手，为劳动者维权提供更加公平的平台，尤其是在劳动者维权的自组织能力和法律意识方面，下更多实质性的功夫，以改变劳动者弱势的地位。而只有实现劳动者力量的崛起，才能形成与用人单位的均衡博弈，最终从根本上解决公权力代为讨薪的难题。 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