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做了身体检查，医生说我的身体状况可以再怀第二个宝宝。但我还在犹豫。”王芳说。王芳的儿子现正在北京市海淀区一所不错的小学上二年级。
“最让我纠结的是有可能赶上生育高峰，将来老二会赶上‘入园难’、‘入学难’，而且现在上个好学校都那么难，将来可能会更难。”王芳说。
王芳的担心不无道理。
“根据经验，计划生育在城市的管理一直比较严，因此，政策的放开可能会在城市出现比较大的反弹。同时，城市又是人口密度最高、教育资源相对比较紧张的地区。所以，政府要早做预测。”近日，在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政策研究课题结题会上，来自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郑名老师这样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意味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已经打开，而对于普通人来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无疑是离自己的生活最近的，政策指出，我国还将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现在这个政策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了，在2013年还剩下两三天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同意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同时，京属媒体也纷纷报道，北京将从2014年3月1日起，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可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政策。
经过了30年，面对“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政策的第一次松动，人们在释放内心愿望时明显有着某种克制，究其原因，不少人怀揣着这样一个疑问：政策放开了，我们的社会准备好了吗？幼儿园准备好了吗？我家的经济能力能支付双倍的教育费用吗？
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参加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政策研究课题结题会的20多位主管幼教的基层官员和幼教专家，试图解答这一问题。
政府的规划要有弹性
人们的这种疑虑是有缘由的。
2007年，16.1万“金猪宝宝”的出生猝不及防地把北京带入了一个生育高峰。之后的2008年17万“奥运宝宝”应声落地，之后几年的新生儿数量逐年增长，直到2012年“龙宝宝”的数量更是达到了22万。
这个生育高峰不仅出现在北京，我国人口专家指出，从2008年开始我国出现的第四个人口生育高峰期，将会持续十几年。
虽然专家预测了生育高峰的到来，但是整个社会却似乎没有为高峰做好准备。
如此激增的人口数量再加上外来人口，让北京市的幼儿园一下子不堪重负。
据统计：“金猪宝宝”之后的3年里，北京大概出生了46万新生儿，而2010年全市各类登记在册的幼儿园总数为1266所，只能接受22.6万适龄儿童。仅学位上的缺口就有一半，同时，幼儿园专任教师的缺口也是巨大的。
在这种情况下，入园难的程度可想而知，有些家长甚至说：“入托难，难于上大学。”在北京无论是公立园还是私立园招生季都大大提前了，有的甚至提前到了前一年的冬天。
为此，国务院于2010年11月出台了《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即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各地以县为单位，编制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确定发展目标，规划建设项目，安排专门资金，尽快启动实施，以尽快缓解“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
政策颁布，难题确实进入了破解的阶段，不过人们还是在问：这个三年计划提前一些是不是更好？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曾撰文指出，“入园难”似乎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老百姓关注的头等教育大事，而事实上，如果略微关注学前适龄儿童数的变化，政府部门及时根据这一变化，对幼儿园的建设早做打算，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缺口严重。
“政府的规划还要有弹性、要合理，不仅要考虑可能会出现的高峰，还要考虑到高峰过后的回落，”郑名说，“因为教育不能浪费。”
不可否认，“单独二孩”实施后，幼儿教育在中国教育序列中将首当其冲迎来大考。其承载能力和普惠程度再次面临严峻考验。
政府要保证普惠性的服务
政府要对整个教育环境有合理、准确的判断，之后“政府的职责则是为大多数人提供普惠性的服务”。上海市浦东教育局一位学前教育业内人士说。
所谓普惠性的学前教育服务应该有几个特征：首先要达到教育管理部门规定的标准，其次是要面向最普通的社会大众招生，同时收费不能高。
对于即将到来的“单独”二孩放开政策，“基层的教育行政部门要早关注，早准备，早扩容。”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教育局副局长寿建明说。
“从现在起我们还有3～5年的准备时间。”寿建明说，因为有了“三年行动计划”，各地在校舍建设方面有了不少发展，“还要抓紧时间进行师资的储备”。
目前，越城区对学前教育教师进行专项补助，并对幼儿园老师进行学历进修实行单独奖励，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的也会给予经费补助。
“这几年我们的在园人数每年以10%的速度上升。几年时间已经增加了4万了。”上海市浦东教育局那位学前教育的业内人士说。在上海这样的地方，校舍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即使有钱也不一定能找到地方建房子。“为了保证小区配套能同期建设并且同期使用，我们要求房地产商在办理预售证和销售证之前要先到教育部门盖章。这样只要小区建设完成，政府就能配套建成公办幼儿园。”
除了校舍，师资在上海也是问题。“我们一个区每年就有400个编制，仅靠华东师大、上海师大等几所院校的学前专业，根本无法满足上海的需求。现在我们已经把手伸到了北师大、南师大，向全国要人才。”上海市浦东教育局那位学前教育的业内人士说。
有了校舍、师资及经费，政府所保证的就是最基本的教育服务。
这样的服务当然不能贵。
上海市一级幼儿园保育教育费为每个月225元，二类幼儿园的保育教育费为每月175元。
即使这样，仅凭公办幼儿园也无法应对现有的入园高峰以及“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后可能出现的高峰。
“在新的政策出台前，做好人口增加后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和预测需求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学前教育研究会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王化敏说。
王化敏介绍，在各类教育发展中，学前教育本来就是一块“短板”，而面临的这个新问题是首当其冲。在经过2011～2013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实施的“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后，中央和地方财政加大投入，学前教育大大加快发展步伐，取得很大进展，2012年比2010年新增幼儿园3.08万所，新增入园儿童709万名，全国入园率达64.5%。但是由于欠账太多，幼儿园的总量还严重不足，各地城乡“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致使有的家长第一胎孩子入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后，又新增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所以，各地政府和教育部门一定要有新的部署，尽快做好与人口发展相适应的城乡幼儿教育发展规划，而且要有落实的措施，坚决做到不打折扣的按照规划实施，不断扩大普惠性幼教资源，逐步构建一个“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这样才有望让老百姓做到放心和安心，“否则‘入园难’的问题会被推上一个新的高度，成为‘入园难上难’的严重社会问题。”王化敏说。
有些压力是家长自增的
“现在说的还是学前阶段，后面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寿建明说。
不少专家认为，目前的这种压力和恐慌与家长的攀比及“一切都要追求最好”的心态有一定关系。
“我们区现在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寿建明说，25880个儿童中有40%是非本地户籍的，流动性很强，即使这样也都能在幼儿园中就读。
因此，现在“入园难”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由学位绝对数量不足引起的“无园可入”，一个是由优质教育资源相对不足引起的入“好”园难。
家长的这种“只求最好”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大了“入园难”的结构性矛盾。
不过，这种由不均衡造成的矛盾也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政府在保证了普惠性的服务后，继而要考虑老百姓个性化的需求。”上海市浦东教育局那位学前教育的业内人士说。也就是要让优质教育资源越来越多。
上海采用“办学联合体”的方式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比例。“办学联合体”由“示范幼儿园”、“一级一类园”、“一级二类园”组成，联合体内的幼儿园资源共享、相互支持、共同探究、学习交流，几年下来，原来的“二类园”慢慢地都变成“一类园”，优质教育资源在扩大。“现在优质资源已经达到63%”。
有专家指出，“单独”二孩的政策放开后，可能对家长的心态调整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原来一个孩子什么都要最顶尖的，现在两个孩子了，家庭的经济能力、家长的精力、对孩子的期望等都要重新进行规划。人们也许会更加理性了。”上海市浦东教育局那位学前教育的业内人士说。
很多学前教育领域的人都说，这几年是学前教育发展最快的时期，因为政府重视程度极高，同时投入也很大。“但是，跟义务教育等其他学段相比，学前教育还是薄弱的。”寿建明说。
“我们现在说的学前教育指的是3~6岁孩子的教育，而0~3岁孩子的教育是被牺牲的，我们现在还没有精力关注这个年龄段。”上海市浦东教育局那位学前教育的业内人士说。
确实，学前教育还有不少欠账，现在“单独”二孩放开的政策又要来了，对于学前教育界来说，“箭已在弦上”只能全力以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