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屹，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2月1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3/2014》发布会上，有学者直言我国已经迈入“人均万元税负阶段”，这个水平已经不低了。随后财政部财科所负责人指出，当人们听到“人均税负接近万元”，大多数人的反应肯定是负担太重了；而听到“人均财政收入万元”时，则会感到我们的人均财力还是太少了。我国人均财政收入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左右。
当下的税负水平到底高还是低？近日，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丛屹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让个人忽略可支配收入，从宏观财政收支角度讨论自己对税负高低的感受，是个伪命题。所以，按照广义财政收入统计口径，老百姓真正的负担比人均万元可能还要高一些。
个人承担的税负不仅仅是所得税等直接税
中国青年报：有人认为，总税负中九成是企业缴的，而不是个人缴的，所以人均税负近万元的说法不准确。您怎么看？
丛屹：企业除了缴所得税，还要缴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间接税主要在生产和流通环节征收，企业是把它算作成本的，最后大部分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目前，我国间接税占了税收的近七成，比例很高。所以个人承担的税负不仅仅是所得税等直接税。
中国青年报：近万元的人均税负让不少人感觉高，但也有人从财政部提出的“人均财力”的角度看，认为税负水平不高。税负水平到底高还是低？以什么为衡量标准？
丛屹：我国人口众多，财政收入除以总人数，得出的人均财力确实不如发达国家高。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少，财政收入就少。我国目前的财政收入收支基本相抵，所以财政收入少，支出也就少，政府为公众提供的服务就少。这是以国家财政收支为参照看税负水平的。但是目前我国社会福利的投入占比例还不够高，人们从财政支出中得到的直接收入不够多。而发达国家社会福利占财政支出比重较高。所以，单从财政收入角度与发达国家比人均财力，不考虑财政支出情况是不行的。
老百姓看税负是以个人收入为参照的。这里有3个背景需要考虑：第一，在计算个人可支配收入时，应该把政府拿走的税和费等，企业未分配的利润都要扣除，这样算下来，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比较少的；第二，我国人均收入差距较大，低收入者较多；第三，税负分布不平衡，对高收入者征税不力，中等收入者税负反而重。所以，现在认为税负重的声音很大。而让个人忽略可支配收入，从宏观财政收支角度讨论自己对税负高低的感受，是个伪命题。
中国青年报：怎样理解“财政收入”这个统计口径？
丛屹：财政部所说的“财政收入”是一个窄口的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形成的财政收入。全口径的财政收入除了税负，实际上还有各种费、国债和资源性收入，如土地出让金。资源性收入在宏观税负里实际上算税负，因为这是国家强制征收的。我国特有的财政收入结构，决定了老百姓承担的负担绝不仅仅是税收。所以，按照广义口径，老百姓真正的负担比人均万元可能还要高一些。
稳定税负就是向民间放利，让老百姓和企业收入增加快一些
中国青年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稳定税负，此前税负水平一直在上涨吗？
丛屹：是的。这些年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因为过去主要是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政府投资主要在硬件方面，就是基础设施。稳定税负就是国家财政收入不再保持那么快的增长速度，向民间让利，让老百姓和企业收入增加更快一些。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没有整体上降低税负？
丛屹：现在国家正处于结构转换期，2014年经济形势可能还不是那么乐观，国家财力还需要保持稳定。但是税负水平增速不再加快，实际上说明国家税收改革的方向是减税。
中国青年报：在稳定税负的前提下，财政支出应该向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方面倾斜。为什么最近武汉等多个城市还在城建方面“砸钱大跃进”？
丛屹：这些城市在城建方面大搞投资，除去城市基础设施确有滞后需弥补之外，说明一些地方政府在还是GDP思维。十八大以后，财政支出转向社会投资，比如社保、福利和科教文卫等方面，国家财政逐步向公共财政转型。当前，中央的改革意图非常明确，但是有些地方转弯太慢。
转弯需要一个过程，地方政府领会慢是一方面原因。但是像这样大张旗鼓地在城市建设上投资，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些地方政府有没有认真思考财税结构调整的问题。改革原来的财政收入模式，需要攻坚克难，依赖以前的路径是懒政行为。
税制改革不能离开公共财政和预算改革
中国青年报：社科院报告显示，九成税收来自企业。为什么企业缴税比例这么高？
丛屹：老的税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在计划经济下，政府是从企业中直接拿走税收和利润的，直接干预分配。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应该在二次分配时进行调节。企业缴的税中，很大一部分是间接税。企业税负比例高，与现在间接税占财政收入近七成的情况也是一致的。
中国青年报：间接税比重高，直接税比重低会带来什么问题？
丛屹：第一，企业税负过重，企业生产成本过高，转型期中小企业压力大，我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也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收入分配调节功能差。目前我国的直接税税种较少，主要是个人所得税，征收对象是工薪阶层。因为缺少对财产性收入的征税，高收入者的多种收入形式，如炒股、租金等收入无法有效纳入征管范围。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并在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和消费税等方面指出了方向。消费税、包括房产税在内的财产税、遗产税或赠与税、加上所得税是直接税的4个主要税种。提高直接税比重，需要同时推进这些税种。
中国青年报：之前，开征房地产税、遗产税这些直接税的消息传出后，受到包括中低收入者在内的不少人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进行税制改革？
丛屹：中低收入者会抵触，一方面是因为没有仔细去了解相关信息，不明白开征这些直接税的原因和具体征收方案。另一方面也与前面提到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少，人均收入低有关。另外，由于此前财政收入在社会福利方面投入少，使用中出现各种问题，财政支出二次分配作用体现不明显，导致人们对其关注度不高或缺乏信心。光强调缴税，财政体系保证不了服务，税缴多缴少，老百姓都会觉得重。
所以，财税体制改革是一个需要全面理解的问题，税制改革不能离开公共财政和预算改革。在改革税制的同时，公共财政的运行机制和体系要建立起来，政府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预算也要法制化，各级政府收的钱用在哪、用得是不是正确、有没有腐败问题，要透明公开，通过法律程序告诉纳税人。三管齐下，才能让老百姓愿意掏钱购买政府的服务，财政和税收才能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