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
周其仁
冯仑
时间：3月30日 地点：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
演讲人小传
王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现任集团董事会主席。
冯仑：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
周其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主任。
王石 我的M形人生
我的人生轨迹就像字母“M”，由三个主要的“点”构成，即“M”上端的两个“高点”和中间底端的一个“低点”。
人生的第一个高点，就是我的登山
中国民间登山发源于北大，所以就登山来讲，北大山鹰社是我的一面旗帜。
2002年7月，我在德国互联网上得知北大山鹰社发生灾难的消息，登山社员在冲击营地的时候发生雪崩。这条消息当时引发了网民的热烈讨论，其中90%的网民认为这些北大学子的自主登山行为是不应该的，葬送了年轻的生命，既对不起国家对他们的培养，更对不起父母对他们的养育，也对不起社会对他们成为国家栋梁的期望。
在社会的一片谴责声中，我连夜发了一篇帖子，倡导山鹰精神永存！我觉得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文明传统，我们不缺少知识，尤其像北大这样强调科学民主的高校，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都不缺少知识。
但我们缺乏一种不带功利主义的探索未来的冒险精神。
北大山鹰社的成员没有任何世俗的要求，他们利用假期去登山，冒着生命危险主动探索大自然，挑战自我，就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当今社会尤其珍贵。我相信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未来五年一定会有更多的中国民间人士登上珠穆朗玛峰。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一定会更加自主。
2002年10月，中央电视台二套《人物》栏目为2003年人类登顶珠峰50周年策划一个专题，找我商量说，能不能改登珠峰？我同意了。2003年5月22日14时45分，52岁的我从北坡登上珠峰，成为中国民间人士中年龄最大的。之前登顶珠峰年龄最长的是46岁的西藏专业登山运动员。
北大山鹰精神给了我冒险的勇气和力量！
人生的低点
从只顾抬头探险到低头注重环保
M人生的第一个低点，要追溯到2005年。第一次登顶珠峰之后，我接连又完成了七大洲七座高峰的攀登，并开始了“7+2”计划。第一站去的是北极，在机场，我意外地发现送行的队伍当中有一位老学者，也是我的忘年交朋友、北大生物学教授潘文石。他笑眯眯地递给我一封信，嘱咐我到飞机上再看。那封信很短，主要是希望我能将彰显个性的探险运动和社会结合起来，用一个大企业家的影响力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发挥正能量。
这封信对我的思想认识起到了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让我重新认识到了探险活动的社会意义。所以从北极回来之后，我紧接着就穿越了南极。因为认识的不同，行为就改变了。我即刻把穿越南极和保护环境的公益活动结合了起来。
之后，我的行为也像换了一个人，比如说2010年5月22日早上8点，我从南坡第二次登顶珠峰。和第一次相比，第二次登山就非常注重环境保护了，我们做到零垃圾排放，连大小便也用特别的塑料袋进行了特别的设置，把垃圾有效地收集起来。不仅如此，我们还和西藏的登山学校建立合作，组建了一支专业队伍捡别人扔的垃圾。那一次，我们一共捡下4吨垃圾，其中有很多是运动员扔弃的氧气瓶。我们把这些氧气瓶做成工艺品，在上海世博会的万科馆进行展示，引起社会的关注。
谈到企业家精神，曾经有人问我有没有令自己佩服的中国企业家？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褚时健先生。虽然他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触犯了法律，最后锒铛入狱，女儿也因此自杀，但是他保外就医后在云南哀牢山承包了2400亩荒山种橙子，并把这些橙树分产到户，这是他在从顶峰跌到低谷时所做的。我觉得这种行为就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
我曾专门到哀牢山去看望过褚时健先生，那次经历给我的感受非常特别。我问他有没有什么遗憾？没想到老先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改革总是难免有代价的！”然后他就跟我畅谈未来，说起那2400亩橙树在五六年之后挂果的美好景象。当人生处在低点，如果你还能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这正是显示你水平的时候。
人生的第二个高点
攀登知识的高山
我的第二个高点，就是放弃物理上的登山，决定攀登知识上的高山。
按照计划，我准备在70岁的时候第三次登顶珠峰。但是在2010年第二次登顶珠峰之后，紧接着2011年我就去了哈佛读书。在哈佛学习了一年，我就决定放弃第三次登顶珠峰的想法。原因有二：其一，个人原因。我曾经是很较劲的人。52岁那年第一次登顶珠峰时，我是中国民间人士中年龄最大的，但是那年国际上登顶珠峰的最大年龄是61岁；我60岁第二次登顶珠峰时，有一个71岁的日本人也登上去了。于是我跟自己较劲，到72岁时一定要再登珠峰，超过日本人。但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这日本老人又登上去了，年龄77岁。我仍跟自己较劲，到78岁时一定要登上去。结果去年，这位日本老人80岁又登上去了！所以我决定放弃第三次登顶珠峰的想法。
当然，放弃物理上的登山，决定攀登知识上的高山，主要原因是我在哈佛学习后发现，在那儿过语言关、过生活关、过整个学习环境关比登上珠峰还要难。物理的高山是有明确高度的，珠穆朗玛峰目前的高度是8848.43米，但是知识的高山是没有限度的，无法到顶，需要我们一直攀下去。
冯仑 企业家要学习好榜样
今天我的两个老师都在，我讲讲我们之间的故事。这些故事都跟万通集团的发展有着重大关系。
首先谈王石。
我们1991年办公司，赚到第一桶金。一周年的时候，六个人开了个会，我说以后每年这一天不要大吃大喝，要反省。一直反省，到现在二十多年了。其中一次反省的时候，就说到深圳有家公司做事特别规范，我们就说去看看。1992年底还是1993年初，我们跑到万科跟王石第一次聊天，但发现彼此意见并不统一。我们当时认为彼此都很有理想，兄弟几个可以一直合作下去，但王石认为理想最后还需要在经济利益中寻找平衡点。聊后王石请我们吃了非常简单的饭。
当时我们还去另外一家公司看，对方老板见我们的时候把脚翘到桌子上，晚上请我们去夜总会。之后非常有意思，那个老板被抓了进去，而万科发展越来越好。1995年以后我们跟王石的接触就非常多了。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学习万科好榜样》，那时候万科还没有现在这么伟大，但这篇文章的确表达了我们的心声。
我经常在想，我们没有富豪爸爸，也没什么特权，我们靠什么？找到三个原因。第一是学好，这包括学习万科还有其他同行。第二是有错就改。学好的人不等于不犯错误，遇到错误要马上改。比如说投诉，你别一棍子把别人打倒，自己该改造就改造、该赔钱就赔钱。第三是不断学习。海南当时很乱，能看书的人很少，但我们常看书，并互相交流，看书聊天变成了一个自我期待和要求。
其次谈周其仁教授。1994年我到洛杉矶，那是我第一次去美国。我知道周教授在洛杉矶，就赶紧联系他，跟他讲我的苦恼。当时我们六个创办人之间出现了分歧，想分家又不知道怎么分。中国民营企业合伙人制度中带着江湖规则，而江湖有进入没有退出，退出就是出卖大哥。要是有人离开大哥，是要“剁”了的。这个办法可以用于别人，但我们六个人之间不能用这个办法处理，不能说“剁”谁。
周其仁教授告诉我，这在美国是非常简单的事，就是用商人的方法解决分家的问题。他还讲了一个出价规则：比如说你要走，那我给你多少钱；如果你不愿意走，那我走，你给我多少钱。1995年我们第一次分家时请了律师。尽管律师第一次发给我们律师函时，心里特别不舒服，但我们按照教授介绍的方法坚持了下来，解决了彼此之间的分歧，最后把家分成了。
在发展过程中，企业家不仅要“学好”，多接触王总及其他优秀企业家，还要多明白商业文明智慧，并能把好的经验传播开去，只有这样企业家精神才能传承。如果我们当时不这样做，就会跟很多海南民营企业一样重复低级错误。
对谈
主持人：我想起周教授以前出的一本书，叫做《收入是一连串的事情》，现在来看企业家精神、企业伦理以及大哥小弟之间也是一连串的精神，下面我们请周教授给我们点评一下，从王石先生、冯仑先生的亲身经历中如何看待中国的企业伦理状况？企业家精神是什么？它和美国企业伦理之间有什么差异？
周其仁：中国人的信任靠什么？首先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陌生人怎么建立信任？我们有一个国家权力架构，行政系统强有力，自上而下，很多陌生人被组织起来。但是当两种资源中有一个不是强有力又没有血缘关系怎么组织？这就体现了这个环节的薄弱。
我1993年第一次回国探亲，看到一个海报是万通的广告，上面写的是毛主席语录：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到底是你们的。他说房子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到底是卖给你们的。
我当时说万通是谁？后来知道是冯仑。有一天他到了深圳，我觉得挺难得的机会，我要讨教他在干什么。一讨教，他有很多问题我要跟他讲，我随口讲了几句话他到今天还以为我在帮他呢，我也关心他们这个组织。柳传志后来的原则就是要创造没有血缘的血缘关系，我们没有血缘但是非常信任，发生分歧能不能用比较文明的办法来解决？能不能从我们血缘深入的社会转到契约的人际环境？
主持人：我们下面的议题是中国的未来城市化、城镇化究竟该怎么搞？
王石：应该说中美城市发展的比较思考我还没有系统专门的思考，从微观上针对企业发展，参考更多的是日本市场。亚洲与北美不能比，亚洲人口很多，东京、香港、新加坡、上海、北京、广州都一样，土地有限，非常密集。一般城市公共交通地铁是必备的，但是往往地铁是赔钱的，可香港不是，因为那里人口高度密集，所以它是赚钱的。
冯仑：我们最近几年一直在亚洲工作，想了很多城市病带来的痛点，针对痛点应该解决什么问题，设想将城市变成新区，帮政府修新设施盖住宅。另外，一个城市化的公共政策还要有公共服务，这样的话才够完善。
我们希望能找到合理的模型，究竟一平方公里盖多少？芝加哥一公里盖1200平方米，最后我们找到日本、新加坡这种可以计算的规模模型。在城镇化以后我们提出了几个新的要求，在空间、产业、人口聚集上不能摊大饼。现在我们按照这个方式在做，不能说百分之百成功，反对的、质疑的人很多，但是最近几年，大家慢慢接受了。
这个过程中，我的一个经理人很痛苦，他以前没做过房地产，我为了创新专门找一个不懂房地产的。所以做错梦、说错话、办错事、花错钱，我不追究，他就在那儿折腾，折腾完了说这事我做不了。这就像你追一个女孩20年，每天说我爱你，突然一天你不说了，这女孩子自己毛了，我怎么了？怎么不说了？这三年以来，他说反对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们现在三个城市已经开工两个，今年会增加到七个城市。
所以我们在探讨城镇化另外的一种模式，除了摊大饼，看有没有新方法。
主持人：这个话题是大家这段时间非常关注的，因为影响到中国经济未来的持续性和增长性，中国经济走到这一步未来怎么发展？过去我们说大城市集约化、连片发展等等一系列，到今天我们似乎走到另外一个循环，多年过去我们好像又回到这样一个步骤上。
周其仁：现在的经济学家扮演了预测者的角色，其实未来不确定不见得没意思，不确定才有企业家精神发挥的余地。我们针对问题要找到解决办法，我们的现有知识不足以支撑我们的下一个结论，但是要有这么一股劲，企业家精神就是创造的精神。我见过的企业家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不喜欢确定的东西。王石登山，那个雪看着挺平的，其实里面充满了陷阱，这种精神是要学习的。
主持人：对于未来我们抱着激情，不管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到来。正如刚才周先生、王石先生、冯仑先生跟我们所谈的他们各自的学术经历、人生经历、企业发展经历，我们都有一个底线，不管我们把它叫做伦理道德、企业规则、市场规则还是叫制度等等。把持住这样一个基本底线，无论是做学术做研究还是做企业，还是做人，都会获得稳定的持续的发展。
本版整理/王进 供图/张青
现场互动
Q：请问周老师，您怎么看中国当前气候的雾霾与中国人心中的雾霾，在经济上如何具体助力？
周其仁：这个问题很沉重，企业家精神在这个方面要着重，再大的问题总得有人解决。其实王石有一次登山的时候没有雪，他回来说环境的压力很大。这几十年倾向经济发展，这么多人需要开工就业，发展经济跟环境保护之间能不能找到平衡。雾霾指数那么高，最重要的是怎么去行动。解决问题就要行动，这是企业家的责任。我那天看一个小漫画，说站在房间里看不到你。现在房间里还没有这么严重。任何国家总有问题，你解决三个冒出来九个，今天我们有一批人倾向致力于解决社会这个阶段面对的问题。
Q：三位嘉宾的分享给我们年轻人带来智慧，我的问题是房地产会不会给经济带来系统性风险？你们的公司或者所处行业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出现？未来中国房地产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有怎样的支撑？
王石：这要像一场报告了，话题太大了，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但是我相信中国目前的宏观调控，这样下去政府层面、经济层面，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一旦把这个理清了，市场自然就会扭转。中国的房地产是从农村化向城市化扩展的，价格调整不能一概而论，一处下滑并不等于全国一律下滑。比如说整个资源集中于政治、文化、娱乐，现在调控就是反腐，这种反腐如果坚持得住，经济就会向健康的方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