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圈”转来一贴，国内某知名“管院”的“海归”院长猛批只顾转型不顾增速下滑的政策。主要论点有二：一曰中国投资被高估，消费则被低估，上下约在10个百分点；二曰如果不坚持投资拉动，转型升级及调结构政策将不会成功，再平衡政策或将导致经济陷入严重危机。
笔者认为，上述论点很难成立。面对时下国内经济，略有点实事求是态度的人，至少不难看到两个事实：
其一，过剩和短缺并存。差不多所有传统制造业都出现了严重的过剩。早先是钢铁、家电，现在连汽车制造也要加入了。但另一方面，大众期盼的许多产品则供给不足。从安全的婴幼儿奶粉和无公害食品，到坑蒙拐骗少点、门票价格合理一点的旅游服务。
其二，财富替代型增长偏向。许多地区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属于一种“财富替代型增长”，而非“财富叠加型增长”。许多地方政府，一想到发展立马想到的就是搞投资上大项目，一上项目立马要做的就是拆迁。无休无止的拆迁，不仅招致民怨，而且不断地破坏原有财富。新财富大多只是对原有财富的替代———从马路到写字楼，从农民的庭院住宅到单元房，财富是增加了那么一点，但却先行破坏了长期形成的旧财富。
什么原因？长期粗放发展与G DP论英雄的惯性使然，上一轮刺激政策加码的恶果。金融危机之前许多制造业产能已经过剩，大力度的刺激则加了一把火，不仅刺激了一轮原本可以避免的粗放，进一步降低了要素的边际产出率，而且导致了严重的体制回归。
体制回归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二：一是民资、民企“双困局”。一边是民企融资难，不少民营企业经营者即便看到好的商机也贷不到款，至少是贷不到“平价利息”的款；一边是民间投资难，找不到可持续的投资“落脚点”。另一个是“钱放错了地方”。按照流动性/G DP比重衡量，人行发了全世界最多的货币，但搞实业者却依然贷不到足够的款。“钱放错了地方”是一种解释，但这种解释后面的实质则是资源错配。
面对上述显而易见的事实，设想政府再搞一次刺激，重新借助投资刺激来驱动经济增长，将会发生什么事？两个风险应当是不难预料的：
其一是体制的进一步回归。现行财政、金融体制下，刺激导向的投资多半将归于国企和政府关联机构支配，后者的活动将进一步压缩民间投资与融资的空间。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定下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决定作用”的“深改”方略背道而驰。
其二是资源环境的进一步破坏。别的不说，单是一轮投资引发的新一轮拆迁，尤其是沿海填海与内陆的挖山运动，将给已经脆弱到极点的环境致命一击。
事实是，为投资而投资的循环已经走到尽头，不能再沿着这条老路走了。必须为投资膨胀导致的产能过剩找到出路，必须为恢复与提升要素生产率找到出路。在此之际大谈投资高估，至少是一种误导。
面对经济增速下滑，决策者一定要坚持已经明确的战略目标，排除各种带有刺激意向的建言的干扰，保持清醒的头脑：切不可放松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承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盯牢资源错配促“深改”；切不可在“深改”突破之前轻言刺激；切不可动摇转变增长方式尤其是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目标。要盯牢上述目标，必须得有足够的胆识和耐力，首当其冲的是“忍受”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