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论
近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行为决策研究组发现，受贿金额越多，受贿行为对大脑的刺激就越大。这一说法促使外界讨论是否可以利用药物或治疗方法来抑制腐败倾向。“吃药反腐”说随之引发公众关注。（7月13日《新京报》）
这篇名为《有钱能使鬼推磨：公平准则受金钱调节的神经基础》的论文，的确能带给人们一定的想象：既然大脑某个部位活跃程度越高，此人倾向于违背公平、选择金钱的可能性就越大，那么，用药物抑制这个部位，是不是就能减少其对金钱的贪婪呢？仅以想当然的态度来看，得出这样的猜想倒也可以理解。
然而，在理论和复杂的社会行为之间，还隔着太多不确定因素，两者绝不能简单地联系在一起。退一步讲，即使真的存在这种可能，也不能将之作为反腐手段，因为官员不是小白鼠，更不是病人，岂能服药预防腐败？假如对金钱的贪婪可以服药预防，对于全民皆有的人性缺点，可否以全民服药来减少呢？显然不能。
可见，“吃药反腐”不过是大众想象力的一次发挥而已，相信绝大多数人都能认识到其实施的可能性不大。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人愿意关注并讨论此事，这里面似乎透露出一种心情：“吃药反腐”最大的好处在于提前预防，假如在腐败发生之前就做好预防，反腐的效果无疑将更好。也许，“吃药反腐”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此。
反腐的成效，除了可以用查处了多少官员来衡量外，更可以用多少官员保持了清廉来判断。相信公众热议“吃药反腐”，是因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对制度反腐充满期待，希望与事后查处相配套的，还有从源头上的预防。有腐必反之后，继而出现无腐可反，才是公众最愿意看到的成果。
此外，“吃药反腐”虽不可取，但心理干预和思想塑造，是可以借用于预防反腐的。虽然不能让官员提前吃药，但加强反腐教育和为官修养总不会有问题。总之，“吃药反腐”虽是误读，但误读中透着渴望。（罗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