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本身是一个中性词，经济下滑过快时该刺激还是要刺激，但这种刺激只是让转型比较平稳，改变不了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趋势。”刘世锦委员说，刺激政策应点到为止，解决深层的结构性问题还是靠改革。
“其实，中国政府对待经济绝不是简单的强刺激，而正专注于修内功。”黄泽民委员表示，中国政府推出的诸多政策表明，中国经济找寻增长点不是靠“强刺激”，而是强力推改革。
2015年投融资改革将全面提速，基础建设投资将明显获益。黄泽民委员说，关键是不能让资金投到产能过剩行业，而是引导其在医疗、农业等民生项目上发挥作用，让百姓得到实惠。
与此同时，居民消费也正在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成为政府改革的重点领域。迟福林委员认为，未来中国消费有可能取代中国制造，成为中国未来五到十年可持续增长的保障。他同时建议：“应破除行政垄断，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通过创新公共财政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加快金融改革等方面啃下结构性改革的‘硬骨头’。”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仍有不少潜力，结合新的增长点，还有很多政策创新方向和回旋空间，强刺激并非适合之举。”黄泽民委员说。
“新常态”是否会拉低就业？
2014年，虽然我国GDP增速有所放缓，但城镇新增就业达到1322万人，创出新世纪以来新高。
专家们指出，当前世界经济依然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减，这些会传导、影响到就业领域，加上就业自身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就业形势不可盲目乐观。
“从身边情况来看，往年这个时候很多学生就业去向已定，但今年形势并不乐观，必须高度关注新常态下的就业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方精云说。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表示，中国经济正逐步从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为主转型，相比以前能吸纳更多就业。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平均每年约增加1个百分点以上，即便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一些，就业市场也会保持相当稳定。
他指出，当前我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能够保持中高速的增长，总体处于合理区间。虽然增速比过去略有下降，但GDP总量依然大，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所能实现的增量变大，带动就业的数量也就更多。同时，去年以来，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进一步加大，企业准入门槛的降低，调动了全社会创业兴业的热情。
方精云委员表示，“新常态”下，要进一步完善职工培训体系，为下岗职工的转岗就业提供帮助，抓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同时，办学者、上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也要打破“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加快破解就业结构性失衡的难题。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