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在商务部官员的陪同下，四大自贸区所在省市负责人首次集体亮相，公开介绍四个自贸区的情况。
与此同时，国务院连续发布6份文件，包括广东、天津、福建三个新自贸区的总体方案和上海自贸区的进一步深化方案，还包括四个自贸区共用的负面清单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
一个月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四大自贸区的方案。当时有专家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离自贸区挂牌时间不远了，按照上海自贸区最初的做法，挂牌之前会先公布方案。
发布会上，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没有明确回应这一问题，只是表示挂牌指日可待。而在自贸区方案公布之后，福建省政府网站发布消息称，福建自贸试验区将于21日上午10点在福州片区行政服务中心举行揭牌仪式。多个消息来源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届时四大自贸区会同时挂牌。
四大自贸区首秀，除了挂牌时间之外，自贸区如何推进也颇受关注。此番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省市负责人齐聚北京，出席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亮相的四位官员都直接或间接负责当地自贸区的管理工作。
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沈晓明，4月初兼任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主任。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徐少华负责自贸区工作。去年年底刚从银监会调任天津市副市长的阎庆民，将出任天津自贸区管委会第一副主任。福建省副省长郑栅洁则将出任福建自贸区领导小组副组长。
目前，四大自贸区组织架构基本确定。上海、天津、广东、福建都会设立省级工作领导小组，其中上海、天津都会设立自贸区管委会，统一管理几个片区，广东、福建则不会设立这样的管委会，而是几个片区分别设立管委会。
这种不同的组织架构基于不同的省情，上海、天津自贸区几大片区相对集中，上海自贸区几个片区都在浦东新区管辖范围，天津也类似，都在滨海新区范围内。而广东、福建几个片区之间比较分散，广东自贸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三市，福建自贸区地跨平潭、厦门福州三市。
王受文介绍，之所以上海自贸区扩区并新设三个自贸区，是为了与上海自贸试验区形成对比、互补试验，通过试验的多样性验证制度创新措施复制推广的可行性，来建设更多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四个自贸区要在上海自贸区原来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创新措施。除了坚持制度创新、有效防控风险外，还要辐射带动周边并服务国家战略，广东自贸试验区立足推动内地与港澳经济深度合作，天津自贸试验区立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福建自贸试验区立足于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上海自贸试验区继续在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以及法治环境规范等方面担当“领头羊”。
此外，四个自贸区要建设开放高地，共用一份负面清单，这个负面清单与上海的前两版相比，进一步缩小了限制范围，提升了自贸区的开放度和透明度。
四位负责人也介绍了各个自贸区的情况，他们都提到要将自贸区与“一带一路”战略结合，而福建作为“一带一路”核心区，更是要服务这个战略。在对接国家战略的同时，各个自贸区共同的一点就是制度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经验。
王受文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几个自贸区挂牌运行一段时间以后要进行详细充分的评估，之后再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是否新设更多自贸试验区的建议。
4月20日，国务院公布《关于印发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的通知》，正式公布新版负面清单。
与此前分析一致的是，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大自贸区将共用一张负面清单。新版负面清单划分为15个门类、50个条目、122项特别管理措施。其中特别管理措施包括具体行业措施和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水平措施。
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拿新版负面清单和2015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取消或放宽了18个领域的限制，力度很大。总体而言，四个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还是要更加开放。
缩减17项
在新版负面清单出台之前，上海自贸区已经出台了两版负面清单，其中，2014版负面清单分类18个门类、139条管理措施，比2013版负面清单缩减51条。
相比上海自贸区2014版的负面清单，此番四大自贸区共用的《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门类减少了3个，特别管理措施减少了17条。
对此，上海财经大学自贸区研究院副主任陈波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新版负面清单较2014版负面清单减少17条，与之前的51条相比是缩减力度减少了吗？实际上并非如此。陈波指出，2014版减少的51条措施里，有24条是合并同类项，并非取消而是调整了，另外有13项，是因为国内的企业也不能做，所以才去掉了，这等于是去掉负面清单的冗余部分，不代表对外资的开放。实际上，这51条里真正对外资有限制而又去掉的，只有13条，即此次缩减的17条力度并不小于上一次。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例如，在“采矿业”一项中，2014版清单共有14条管理措施，而新版负面清单则缩减为8条；在“制造业”这一门类中，管理措施也较2014版负面清单有所缩减，不过，新版负面清单在“金融业”等门类中管理措施有所增加。
此外，“建筑业”和“房地产业”门类在2015版负面清单中被取消，新版负面清单中多项管理措施表述也与上海2014版负面清单相比有所变化。
陈波说，金融业的开放不能看条目的数量，而取决于其准入内容，需要中央部委和自贸区管委会进行同步协调来做，金融的监管不太可能是在一个小的区域内完成。
陈波指出，负面清单的表述方式也发生了变化，除了传统的限制性和禁止性的表述方式外，新版负面清单多了一些允许性的表述，表述方式显得更为灵活。
例如，负面清单第53条就规定，“允许以合资方式投资专门从事农、林、渔作业的通用航空企业，其他通用航空企业须由中方控股”。
针对新版负面清单与2014版的表述差别，陈波指出，实际上负面清单并不针对特定区域，而是要复制和推广到全国，负面清单也包括国民经济全行业，并不是地区性的。表述的区别在于正规化的问题，原来负面清单的表述依据是外商产业投资指导目录，这一目录从法律角度讲是规定，现在要从法律的角度，体现的是规范化。
适应国家战略
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出发，新版负面清单还需要兼顾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等一系列国家谈判，以及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的新变化。
对此，上海社科院世经所国贸研究室主任沈玉良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尽管新版负面清单有一些创新，但是其与BIT文本相比还是存在距离。这体现在格式问题、表述问题等多个方面，例如，新版负面清单的限制措施主要以投资股比为主，这实际上在美国已经很少了。
“很多人喜欢看负面清单是多了还是少了，但最主要的还是在于负面清单的操作性和透明度。如何真正意义突破BIT框架，如何跟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及国内很多法律法规进行衔接，这可能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沈玉良说。
上海财经大学自贸区研究院副院长孙元欣此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虽然外界对2014版的负面清单并未完全满意，2014版的负面清单与美国的BIT范本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契合。
孙元欣指出，BIT中投资口径包括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具体有8种投资形式，如投资企业、许可、知识产权等，另外还有金融投资，包括股权、股票、债券等，领域特别宽。
对此，陈波认为，从新版负面清单来看，目前已经具备了进行BIT谈判的基础。
上海自贸区研究协调中心秘书长徐明棋指出，新版负面清单表示了中国向外开放更进一步的姿态。不过外资如何理解这新版负面清单，具体哪些业务和清单可以更加便利进入自贸区，还有一个过程。总体上来看，新版负面清单为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尤其是和美国谈双边协定谈判做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