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投资和出口动力不足的情况下，“第三驾马车”总会受到关注。只是稍稍不同于以往，在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大背景下，这次跃入舆论视线的热词是“新消费”。
11月2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下称《新消费指导意见》），部署消费升级来引领产业升级，并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来增加新供给，满足创造新消费，形成新动力。
就在此前的11月2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下称《消费升级指导意见》），提出增加服务有效供给，扩大服务消费需求，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
国务院连发两份文件，提出与“消费升级”、“新消费”有关的指导意见，释放什么信号？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中国的消费结构升级正处于一个历史关节点。上述两个文件适应了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是政府对市场需求的灵活反应。目前尽管还有需求不足的问题，但是消费结构升级是大势所趋。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也对本报表示，中国经济正在面临转型，过去靠投资拉动经济的效果已经开始显著放慢，特别是现在制造业产能过剩，反观目前中国的中产阶层其实拥有很强的消费能力，这方面有巨大潜力可挖。
接受本报采访的多位学者认为，中央提出的供给侧改革，短期上是为应对经济形势，长期上是为解决供需矛盾，以及消费和投资失衡的问题。当前，继续通过需求侧管理刺激经济，空间有限，这是业内共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发力，已成为事关中国经济前景的最重要话题。
服务消费领衔“新消费”
最新数据显示，1至10月份，中国制造业投资增速与前9个月持平；房地产与基础设施投资双双下滑，分别比1至9月回落0.6和0.7个百分点。10月出口降幅较上月进一步扩大。只有消费增速10月比9月加快了0.2个百分点。
当前，中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动力不足，消费的潜力尚未充分激发，使得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
23日发布的《新消费指导意见》称，中国已进入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消费结构加快升级、消费拉动经济作用明显增强的重要阶段，提出了消费升级的六大重点领域，即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品质消费、农村消费。
迟福林告诉本报，消费结构升级释放的潜力是巨大的。更重要的是，消费结构升级将引领消费的供给，并且将促进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的形成。消费结构升级集中体现在服务型消费的快速增长上。
22日发布的《消费升级指导意见》也提出，今后一个时期，重点发展贴近服务人民群众生活、需求潜力大、带动作用强的生活性服务领域，包括居民和家庭服务、健康服务、养老服务、旅游服务、体育服务、文化服务、法律服务、批发零售服务、住宿餐饮服务、教育培训服务等方面。
“城镇居民的服务型消费占总消费的40%，未来几年会以每年两个百分点的速度上涨，到十三五末期增长到50%，有些发达地方可能到60%。服务型消费快速增长，未来五年将成为居民消费的大头。”迟福林称。
沈建光也对本报表示，尽管中产阶层的消费能力很强，但是过去因为体制问题的牵制，这部分消费能力无法在国内释放，让很多国人走出国门，在国外购买奢侈品、去国外留学甚至在国外享受医疗服务。
针对这些障碍，《新消费指导意见》拟从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制度创新、全面改善优化消费环境、创新并扩大有效供给和优化政策支撑体系四个层面24条举措来一一击破。
比如在“创新并扩大有效供给”方面，《新消费指导意见》提出，要紧紧围绕消费升级需求，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鼓励市场主体提高产品质量、扩大新产品和服务供给，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环境，适当扩大先进技术装备和日用消费品进口，多渠道增加有效供给。
沈建光认为，随着改革的深入，制度上限制“新消费”潜力的弊端正被消除。比如政府提倡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简政放权等，都是从制度上促进消费。另一方面，提供更多的消费选择也是在服务业领域增加供给，这就是“供给侧改革”，让老百姓有更多自由发掘更多服务。
供给侧改革剑指供需矛盾
“十二五”期间，针对需求不足矛盾，很多政策重点在需求侧发力，对于当时经济稳增长发挥了效果。但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亟须供给体系跟进调整。
专家提到的“供给侧改革”，正是当前业内热议的重要话题，蕴含着“十三五”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新信号。
在日前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近日表示，“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五大发展理念，本质就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问题。中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同时存在着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十三五”需要解决长期性的供给体系完善和供给结构的优化问题。
“大家都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同一件产品出口的品质就高一些，卖给国内的品质就差一些，迫使很多中等收入群体出国买‘中国造’”。杨伟民举例说。
这背后，折射出“新消费”与供给侧改革的关系。根据迟福林的理解，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是问题导向的，这个问题导向就是要解决供需矛盾，以及消费和投资失衡的问题。他表示，加大供给侧改革，也是为了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
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院长刘蓉也告诉《第一财经日报》：“投资出口占比太大，消费占比太小”的时代正在远去，而“供给跟不上需求”正凸显经济增长的重要障碍。未来供给侧改革是一种寻求经济新增长新动力的新思路。刘蓉表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如何发力打好“四个歼灭战”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发力，目前业界提出了很多办法。
杨伟民日前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打好四个歼灭战：一是化解过剩产能。二是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三是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持续发展。四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首先是化解产能过剩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建议，推进供给侧结构调整和改革，明年应特别推进工业结构的调整，尤其针对钢铁、水泥、煤炭、油气、有色金属、玻璃等上游板块产业，要进行较大力度的结构性调整。
其次是给企业乃至个人“减负”的问题。刘蓉告诉本报，目前从财税改革角度来讲，政府需要做的是逐步选择减税减负的税收政策，这包括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和增值税税率，结合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加大税前扣除项目，降低个税边际税率，并与通货膨胀率挂钩。此外还有专家提出降低企业社保缴费，从而降低劳动力成本。
第三是化解房地产库存的问题。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提出，应将房地产去库存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结合起来，深化户籍改革的同时，政府可从开发商手中购买库存房屋，以补贴方式低价卖给农民工。“让城市新市民能安心住下来，本身就是供给侧改革之举，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
第四是事关金融“输血”实体经济的问题。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表示，从去年开始，央行一直在有意引导资金成本的下行，但是这些举措都只是降低了银行资金来源的价格。“在经济下行周期，优质企业的有效信贷需求不足，而资质一般的企业风险在上升，银行出于收益覆盖成本的考虑，必然会对风险高的企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他表示，银行信贷的本质决定了其风险的承受能力有限，而为了解决企业融资成本的问题，在目前的背景下，更重要的是发展银行之外的融资渠道，比如股权类直接融资，以及金融租赁。
对于改革的全局，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力，应该是一系列改革举措整体发力，包括鼓励创新创业的改革举措，推进市民化为核心的城镇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实施减税降费和大规模减少行政审批，积极推进新一轮财税、金融等配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