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12月6日电 (记者 夏宾)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但最关键的还是要将承诺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其中全球合作、公共资金、私人资本的投入十分重要。
私人资本、私营部门的驱动力来源于对利益的追求，如何能让其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过程中挖掘商机尤为重要，在近日举行的国际金融论坛(IFF)第18届全球年会上，多位与会嘉宾针对这一问题出谋划策。
IFF联合主席、欧盟委员会首任主席巴罗佐指出，就欧盟的经验而言，绿色经济能创造非常好的工作机会，全球新的科技也使得绿色经济变成可能，所以如果想要完成自己的目标及碳中和，保护全球家园的话，必须要有法律，要有科技，并且也需要一个运行的市场，此外还需要非常多来自于公共部门的支持。“这意味着各个国家比如说发达国家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来应对气候变化，所以公共资金是必要的，当然私营部门的参与也极为重要。”巴罗佐说。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副行长丹尼·亚历山大爵士直言，对于多边机构来说，必须要支持有关国家来实现自主减排贡献目标(NDC)，帮助这些国家在已有的NDC基础上向前再迈进一步，同时也要动员大量私人资本投入到这个领域。
国际金融协会(IFF)可持续金融董事总经理索尼娅·吉布斯表示，在私营市场方面，要推动其关注可持续基建的投资，低碳经济的转型会让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占比提高，包括风能、电能等。此外有关新技术的研发，这也有巨大的资金缺口。
那么私营部门和私人资本究竟应该如何加入其中呢？ IFF学术委员、亚行(ADB)前资深副行长宾度·罗哈尼表示，私营部门资金的投入需要公共部门资金的引导，这样的话可以把资金规模提高，“我们需要公共部门的资金先做一个主导，然后私营部门要看他的投资回报，进行一些风险的缓释等。”
在有关金融工具上，宾度·罗哈尼举例，比如绿色债券等，我们需要更多的有创新性的融资结构或者融资工具来推动气候方面技术的投资。“政府要帮助引导开发一些可投的项目，这样的话私营部门就觉得这个项目有利润、有回报。”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对中国的绿色金融和绿色金融的激励机制提出建议。他说，对中国来说，要激励更多金融机构，特别是私人机构去从事绿色低碳的投资，我觉得需要解决两个主要的激励问题，一方面要使得投资机构，包括企业从事绿色低碳投资所形成的绿色低碳收益，内化成投资者或者企业的收益，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还可能需要把现行的关于能源价格的体制进一步市场化。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董事长赖晓明表示，碳交易现在在中国非常受关注，它是一个以市场化手段来推进减排的重要机制创新。中国的碳排放市场整体上还是刚刚起步，还是有许多工作要做，有许多机制上面的完善工作，市场方面的建设工作还需要进一步来推动。
“我们也会帮助很多发展中国家打造碳交易市场，我们看到有一些政府出台了强有力的措施，来使得碳排放交易成为现实。我们看到在碳交易市场方面，要
确保卖方和买方都有相应的进展，我对碳交易的市场发展是乐观的。”全球绿色发展署(GGGI)总干事弗兰克·莱博曼说。
他认为，接下来会有一系列的绿色投资项目，由绿色金融来支持这些绿色投资项目来迈进零排放、碳中和，这绝非易事，但是这些工作都是必须要做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