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个世纪的初期，现代大学在中国发轫开端，但是同时几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达到了一个灿烂的顶颠，人才辈出，大师涌现，以至于整个世纪当中的人文建树如果不客气地总结的话，多半就是在那段时间形成的。
但凡是事物在新生阶段，气象最新，气势也最为宏大，创始人物的高山仰止也尤其显得不可逾越，这不但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的一个通病。中国的大学当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以据京师要地，是思潮传播中心，尤为瞩目。而奠定这两所大学的气量和风格的，在北京大学是蔡元培，在清华大学，则就是《中国的大学》的作者梅贻琦。
蔡元培是一位博学君子，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使北京大学成为国家学问之渊薮，思想潮流的源泉，以至于运动的发起者。但是梅贻琦却不同，和蔡元培的“博学、审问”相比，梅贻琦则是“笃行”的代表。笃行做事，声名不闻，但是日渐月累，最终使得清华大学并肩于其他的世界学术名校。如果要比较蔡元培和梅贻琦的更大不同，则在于举世皆知道蔡元培的办学思想，但是却没有能列举他的治校措施，至于梅贻琦，则至今有人能列举他的治校措施，却不能明确说出他的办学思想，盖已经将办校思想化用到治校措施当中了。
要办好一所学校，放眼于学校的建设和学术的成果，而不是将学校作为自己在学界的晋升和声名的升降机，是没有沉稳的耐心不行的，没有长久的坚持不行的，同样没有基于以上两点的基础被学校所信任也是不行的。梅贻琦很好地秉承了以上的原则。他于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要论为清华大学服务，则更早在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的教职——到1949年前往台湾，再到1962年在台湾去世，几乎终其一生服务于清华大学。
这足以能够说明梅贻琦的耐心笃行。除此之外，他的耐心笃行还表现在其他的若干方面。学生着急于救国兴亡，梅贻琦解释说：即使救国吧，也第一要有健康的体魄，第二要有良好的专业知识，因为救国并不只在战场上面，也不完全需要一群莽夫。他的儿子要去参加军事翻译，梅贻琦并不支持，说道：你现在才是大一的学生，也许到了大二才可以去。当然他的儿子并没有完全遵守父训。国民党的军警捜査大学校园，被激怒的学生围攻教务长潘光旦，梅贻琦又出来解围说：这也许并不好，如果事情闹得更大，学校可能会停课，这从长久上考虑，是不利于学校的发展的，但是可以搪塞，自己就是把往年的学生名单交给军警了的。但是这并不表示守旧和对于时事的回避，因为很容易愤怒的学生常常会驱赶他们的校长，在梅贻琦之前就发生了两三回，但是梅贻琦在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十七年间，清华学生的口号是“拥护校长”。对此梅贻琦的解释是：驱赶校长就是“倒某人”，看来没有人愿意“倒霉（倒梅）”。梅贻琦的回答往往是狡猾而儒雅，也同样有耐心。
以上的很多次事并不只发生在清华大学的校园，其中有一些事发生在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的经历尤其是梅贻琦的耐心笃行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校务委员会当中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因为要到重庆国民政府任职，在校的时间是很短的，西南联大的校务几乎就由梅贻琦一人主持。但是就是这样，在战事的昆明一隅，在低矮的铁皮房子当中，在几乎是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下，但是偏偏就是这个西南联大，培养出大批一流学者和3名诺贝奖获得者，比起世界上任何的著名学府也不遑多让，甚至可以说，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学府就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