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邹本兴一家共住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相处得十分友好。邹本兴儿女们都叫我“马叔”，大女儿秀娃子比我小不到10岁，却一直很顺口地叫了我好多年的“马叔”。解吉荣对别人说起我称“老马”，当我面也管我叫“马叔”。准确的含义应该是从孩子的角度称“他马叔”，她把“他”字省略了，也是一种亲近的表示。邹本兴目不识丁，但接受新事物快，领导生产有一套，是办好农科站的依靠力量。我到农科站头一年强迫命令改变小麦种植方法，主要是在一组平地和缓坡地实施，全亏了邹本兴真心实意执行我的命令才取得了极大成功。邹本兴有胡拉乱用的瞎毛病，逮住生产队什么东西都敢往家里拿，有人提意见时就打个借条，群众很有意见。其实都是因为太穷，又有借条，尽管从来没有打算还，但从严格意义上说来算不上贪污。对于邹本兴的毛病，我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到了包庇的程度。听到有人提意见或往公社告状，我就让他赶忙打张借条;孩子要上学了没钱，尽管过去借的没还，又允许他打条子再从会计处借钱。对于这一点，邹本兴一家都感激我。我先是让邹本兴当了类似大队长那样的主任，后来农科站党支部书记邓富山被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我还力排众议让邹本兴当了几年农科站党支部书记。实际上邹本兴的党支部书记是个挂名，农科站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我这个蹲点干部手里。我从结子公社调走后不久，邹本兴就不再是党支部书记了，因而邹本兴一家始终把我视为大恩人。

　　我在结子公社农科站蹲点时正是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如前所述是从一个准反革命分子成为国家干部的，很想以行动证明自己不是反革命，对自己各方面都要求很严。如今我可以敞开心扉地说，那时候　　对于男女之事并非没有渴求。我的爱人五六年后才调到镇安，在结子公社农科站时夜夜都心慌难受。可是我严守着一个信条：绝不在男女关系上犯错误!我也曾看到过那些同龄女人们妩媚和示好的目光，却以冷漠相对，始终保持着一种“杀”气。平时脸上极少露出笑容，让人望而生畏。邹本兴家从正房左边第一间开大门，进了大门是堂屋，往右两间分别住着邹本兴俩口子和他们大点的女儿。我住在右首最里边一间，进出都要从他们睡觉的床铺边经过。有天半夜起来小便，邹本兴俩口子正在热火，我视而不见地从他们床头走了过去。

　　结子公社农科站有不少风流韵事的传言，可是始终都没有关于我在那方面的任何流言蜚语。邹本兴和爱人解吉荣几乎把我看做他们家一员，有什么好吃的总要给我留一些。我住在他们家的几乎每天晚上，邹本兴都要温一铜壶甘柞酒，或坐在火炉边，或坐在小凳上，有时候解吉荣炒盘鸡蛋或者洋芋丝，有时候我们就抓把玉米粒或黄豆颗，放在火炉中爆花儿，喝着吃着。我在酒场上的划拳技术和酒量，是最早由邹本兴培养的。邹本兴小女儿刚能独自坐在小板凳上，邹本兴间或灌杯酒到小女儿口里，两三岁的女孩子竟一口吞下咂着嘴巴，让我感到惊奇。

　　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介绍邹本兴一家和我的亲密关系，是要告诉读者关于他们夫妻重新组合的具体情况，邹本兴夫妇曾亲口对我讲过。要不然读者会怀疑，他们能把那种难以启齿的往事，抖底儿说给一个公社干部听?他们俩口子甚至当着我的面开他们性事方面的玩笑，女的说老家伙现在不欢实了;男的说老了老了咋欢实得了，要嫌我不欢实，你去找个欢实的;女的说你怕我不敢?随即皆大笑不止。你说他们还有什么话不敢对我讲?

　　我是在听到有人说邹本兴和朱仕魁的老婆是相互换了的情况后，当面向邹本兴和解吉荣打问的。在此之前我有点不相信，因为看见这俩口子和那俩口子关系非常友好，相互见了面没有一点儿不好意思，似乎比一般街坊邻居还走得亲近。见到我问这件事，邹本兴尚未答言，解吉荣先就说了：“那是真事，人家朱仕魁看不上我，徐桂芝看不上他，我们这一换，就都对上光了。”接着，夫妻俩对我讲述了双方交换的详细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