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未来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经营业态、开发商的应对策略和商业模式预期也将相应地发生趋势性的转变：除了降价以及布局三四线城市之外，产业外资本进入房地产业的趋势将逆转，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互动将可能激发部分上市企业退市或产生私有化倾向，房地产金融会日趋活跃。定位高端的开发商将以品牌和效率而非扩张土地储备来实现价值的提升。
针对国内外“毁誉参半”的保障性住房，巴曙松把关注点集中“进入环节”、“审核与管理层面”以及“退出环节”等方面的不断加强和完善上。他认为，在进入环节上，保障性住房对申请家庭收入标准的界定，因各地收入线划分标准不统一，这可能会出现“应保的未保、不应保的却被保了”的现象。在设置保障性住房面积标准时，多数城市采用人均指标，没有对不同家庭的人口结构等情况给予充分考虑。在审核与管理层面，因为受保障对象申报信息甄别难，审核过程中存在取证难、缺乏有效的审核方式以及惩处措施。在退出环节上，虽然国家和地方的保障性住房相关法规都对保障房的退出管理有明确规定，但对受保家庭收入动态监管难度大。目前在多数城市还没有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收入申报制度及收入核查体系，而受保家庭对保障性住房退出的制度规定往往较为抗拒，少数享受了住房保障的家庭在条件超过保障标准后也不愿退出保障性住房。
由此，巴曙松提出了一个政策框架：一是确立长期“适度居住权”政策，不因房地产调控而频繁切换政策目标；二是以廉租房和公租房为主体，构建不同口径保障房之间的“防火墙”机制，确立清晰边界；三是确立以城市常住人口住房缺口和低收入家庭住房可支付能力为供给与需求测算的客观依据；四是初始阶段侧重于供给端，以新建为主，然后逐步过渡到需求端，以直接向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补贴为主。无论怎么评价这个框架，有一点可以肯定，其中所理出的破解“房地产”难题的诸多密码的线索，是极富启发性的，提供了一种研读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新视角。(信息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