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关于中美教育的比较——其中也包括我个人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大家之所以对这个话题感兴趣，部分源于对现实教育的某种失望和不满，部分源于对美国教育的某种新鲜和好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人们对美国教育一些想当然的误读，丰富了人们对于中国教育多样性的想象，对于推动正处于剧烈变革中的中国教育发展不无裨益。既然是比较，关注点自然集中在中美教育的差异上，其隐含的逻辑前提是，中美教育是不同的。然而，根据我在美国访学期间的粗浅观察和体会，我认为，尽管中美教育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截然不同，但二者在本质上并无差别。
2013年11月至2014年11月，我用整整一年时间，从美国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详细考察了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和中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借助女儿上学的便利，也附带观察了美国的幼儿教育。我关心的主要领域是美国大学的招生考试制度和本科教育。但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美国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实际上是一个完整体系，相互衔接十分紧密，如果对美国中学缺乏应有的认识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准确理解美国大学的特征，特别是它们的招生录取制度。因此，以AP课程(大学先修课程)为切入点，我同时考察了美国中学教育的组织和运行。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体验和访谈。体验是指将我本人作为一个受教育的个体，直接在大学和中学的课堂里上课、阅读和参加各类活动；访谈是指在一系列问题的引导下，和各种各样的人面对面交谈。主题则仍然集中在大学招生和本科教育。一年来，我访谈了近百位教授、中级和高级行政管理人员、中学教师、学生、家长和企业家，从不同角度和立场出发，不同程度地向我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接近，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以前，我也曾多次访问美国，但囿于时间限制，只能是走马观花地获得一些浮光掠影的表面感受。这一次，通过融入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之中，身处于真实的美国教育世界，我得以感同身受美国人对教育的理解和他们的实际行动。对我而言，重要的不是美国的教育学理论说了什么，而是美国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做的；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以及在做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又是如何克服的。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美国教育体系本身过于庞大复杂，以及时间、精力、能力和学术准备等诸多限制，我所观察到的仍然只是其中极为微小的一个侧面。因此，我所指的美国教育，仅仅也只能意味着我所触及的有限范围，不能也不可能代表美国教育的全部。事实上，也许没有人能够从整体上清晰地说明美国教育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即使他是研究美国教育的专业人士。但如果将无数个类似于我所观察的侧面集中在一起，或许我们就可以大致勾勒出美国教育的全貌。
人同此情，情同此理。我之所以认为中美教育没有本质区别源于常识。尽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必然受到诸如社会制度、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甚至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教育理念、教育途径和教育方法也可能存在差异，但我认为，只要是人，只要教育的终极目标仍然是为了人的发展，那么从根本上而言，不同国家的教育差异就不应当过大，至少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大。比如，无论东西方的语言差异有多大，对于在何种意义上，一个人接受了良好教育而另一个人没有，或者一个人读了书而另一个人没有，人们的认识可能是类似的；又比如，无论各个国家的价值观差异有多大，对于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当具有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诸如诚信、爱国、不偷盗、对家庭负责，等等，人们所持的态度也应当大体相同；再比如，无论各个国家的礼节差异有多大，对于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彬彬有礼而另一个人粗鲁鄙俗，人们的内心感受可能是一致的；还比如，无论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差异有多大，对于一个接受过良好系统训练的科学家所做出的学术成果，同行之间的评价可能不会大相径庭，等等。也就是说，教育的外在表象尽可以千差万别，但就教育本身而言，其结果可能是大体相近和类似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那些认为美国学生比中国学生轻松的看法是不符合常识和实际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劳”怎么可能“而获”呢？你要想成为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那些必读的经典著作你就必须一页一页地去读；你要想做出非同一般的科研成果，你就必须老老实实地在实验室里一遍接一遍地做那些在外人看来枯燥无味的实验；你要想具有一些别人所不具备的能力，你就必须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下苦功夫。学习一定是辛苦甚至是痛苦的，没有任何捷径可走。那些最顶尖的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所需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一样多的，也许美国学生可能更多，因为他们所接触的范围更宽更广。那些认为中国学生负担太重而把孩子送到美国的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孩子去了美国以后可能会更加辛苦，除非你想接受的是差的而不是好的教育。
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那些认为中国社会的诚信度不高因而只能在大学招生中依据高考分数来录取学生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应当说，这个问题曾经也正在深深地困扰着政府决策层和大学的招生机构。不放就死，一放就乱。难道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吗？我曾就此请教过斯坦福大学的招办主任Richard Shaw(理查德·邵)。这位曾经在耶鲁大学担任过多年招办主任的老先生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要知道，我们都是人。”他的意思是，只要是人，就有可能出现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关键在于你要设计怎样的制度和机制去尽可能避免出现这样的错误并限制错误所产生的后果及其影响。
详细考察美国大学招生考试制度的发展历程，你会发现，美国大学招生考试制度走到今天，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20世纪以前的美国大学招生毫无章法和规矩可言，入学标准只有一个：钱。那时的大学，只面向权贵和有钱人的子弟开放，穷人家的孩子是没有能力接受大学教育的。然而，新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创造出了无数就业岗位，只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才能承担，而权贵和有钱人的生育速度和能力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必须要吸收新的社会力量进入大学。有钱没钱容易区别，对于那些没钱的学生，又该如何区分谁可以进入大学而谁不行呢？考试制度由此而生。大学通过考试成绩来录取学生。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那些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的学生，可以凭借着从一出生就享有的优质教育资源在考试中遥遥领先。为了避免因为大学招生中的不公正而引发社会动荡，以及为了抑制二战后大批涌入美国的犹太人群体进入大学的数量——他们因为考试成绩高而占据了过多的入学资格，正如今天的亚裔群体——美国大学才逐步确立了招生录取的综合评价制度。实际上，美国最著名的公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直到成立一百多年后的2001年才开始实施目前的综合评价录取制度。这一时点只不过比中国大学开始自主选拔录取改革的时间早了仅仅两年而已。美国大学的招生录取制度远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纯粹，那样完美，它也同样需要在实施的过程中克服各种各样的外部干扰因素。
坦率地说，今天中国大学在招生录取过程中遇到的大部分问题，都曾或多或少地在美国大学招生录取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过。比如，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冲突、城乡差别(美国更多地体现为族裔差别)、异地入学、“偏才怪才”、“打招呼递条子”，等等。那些认为只要把美国大学招生考试制度直接移植到中国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的想法是完全不现实的。即使全盘移植了，那些曾经出现过的问题也一样会再次出现。反之，那些认为中美社会制度不同因而完全不能借鉴美国招生考试制度的某些成功经验的观点也是武断和不尊重实际的，因为该出现的问题不会因为你只按照高考分数录取就可以高枕无忧地避免。所不同的是，美国大学积累了差不多一百年经验才取得今天的成就，中国恢复高考制度才不过三十多年，而且喜欢“翻烙饼”，不太重视积累。实际上，直到二战之前，美国大学还不是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那时候，它们仰起头看待当时最顶尖的英国和德国大学的态度，和今天我们看待美国大学的态度差不多。
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当然也可以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当我们大规模向美国教育模式靠拢的同时，美国教育界却在极为认真地研究借鉴中国教育的某些成功经验。这绝非臆测，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在美国最令我惊异的是，许多第一流的教育学家认为中国教育所取得的成就是难以置信和无法想象的，他们认真分析中国教育的数据，并且和全球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认为这也许是美国未来所面临的最强有力的挑战。这使我意识到，今天当我们在不断批评中国教育的弊端甚至认为是失败的时候，当一批又一批的未成年孩子远离父母和亲人漂洋过海去孤独地接受想象中的良好教育的时候——很多美国人对此完全不理解——也许我们还应当对自己的教育保留那么一点自信、信心和信任？毕竟，这个国家、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才是我们真正的根。面对中美教育，我们不能陷入一会儿骄傲自大一会儿又妄自菲薄的摇摆之中，也不能任由民粹主义和简单民族主义思潮摆布。比较稳健务实的态度也许是，不要着急，真正了解自己和美国，理性正视我们的差距和不足，按照教育规律，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一点一滴加以改进和完善。也许在并不久远的将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变化，我们也能够实现今天美国教育在全球的地位，正如七十多年前的美国教育所取得的成就一样。(秦春华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