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女儿当时接回来的时候都不愿叫爸妈，小女儿更是前两年才把户口从宁波迁回北京。”李廷钊说。
情非得已。对于今天家中摆满女儿和外孙女照片的屠呦呦而言，当年的她别无选择，因为青蒿素就是党和国家赋予她的使命。
此前，中美两国的抗疟研究已经经历多次失败。美国筛选了近３０万个化合物而没有结果；中国在１９６７年组织了全国７省市开展了包括中草药在内的抗疟疾药研究，先后筛选化合物及中草药达４万多种，也没有取得阳性结果。屠呦呦和同事们通过翻阅中医药典籍、寻访民间医生，搜集了包括青蒿在内的６００多种可能对疟疾治疗有效果的中药药方，对其中２００多种中草药３８０多种提取物进行筛查，用老鼠做试验，但没有发现有效结果。
“后来，我想到可能是因为在加热的过程中，破坏了青蒿里面的有效成分，于是改为用乙醚提取。那时药厂都停工，只能用土办法，我们把青蒿买来先泡，然后把叶子包起来用乙醚泡，直到第１９１次实验，我们才真正发现了有效成分，经过实验，用乙醚制取的提取物，对鼠虐猴虐的抑制率达到了１００％。为了确保安全，我们试到自己身上，大家都愿意试毒。”屠呦呦说。
“那时候，她脑子里只有青蒿素，整天不着家，没白天没黑夜地在实验室泡着，回家满身都是酒精味，还得了中毒性肝炎。”老伴儿李廷钊说着，悄悄为屠呦呦递上一杯水：“我心疼她也支持她，那个年代很多人都这样，她从没想得到这些荣誉。”
今天，荣誉来了，屠呦呦格外怀念当年并肩奋斗的战友，也更加骄傲于当年“５２３”项目创下的纪录：１９７２年３月，屠呦呦在南京召开的“５２３”项目工作会议上报告了实验结果；１９７３年初，北京中药研究所拿到青蒿结晶。随后，青蒿结晶的抗疟功效在其他地区得到证实。“５２３”项目办公室将青蒿结晶物命名为青蒿素，作为新药进行研发。几年后，有机化学家完成了结构测定；１９８４年，科学家们终于实现了青蒿素的人工合成。
“没有待过实验室的人不会明白，成百上千次反复的尝试有多么枯燥、寂寞，没有非凡的毅力，不可能战胜那些失败的恐惧和迷茫，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果。”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卜鹏滨说。
２００２年，卜鹏滨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中药化学研究室攻读硕士学位。据他回忆，那时候，尽管屠老师已经退休，身体也不太好，但在实验室经常可以看到她，她特别愿意和年轻人交流。
“屠老师总是拍着我的肩膀，勉励我：小卜，科研的事业还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你们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就要有一种执着坚持的精神。”
当年，同样年轻的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正是凭着执着和坚持，在冷僻而又急缺的抗疟药物研制领域开辟了一条新路。现在，掌声和鲜花都在向着这批代号“５２３”的人群聚拢。
屠呦呦的书柜中，大大小小的奖状、奖杯、出席证、获奖照片摆满了格架。摆在正中的是２０１１年赴美接受有“医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拉斯克奖时，老两口与大女儿一家在白宫门前的合影。
“获不获奖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但是获奖也证明我们的中医药宝库非常丰富，但并不是借来拿来就能用。像青蒿素这样的研究成果来之不易，我们还应该继续努力。”屠呦呦说。
“相信屠老师的获奖能够极大推动我国乃至世界对传统植物药研究的热情，同时会鼓励更多的青年学者投身于创新药物的研发，向包括艾滋病在内的顽疾挑战。”卜鹏滨说。
因为身体原因，一个小时的采访过后，屠呦呦面色有些疲倦，但只要提到青蒿素这个字眼，她全然不顾老伴儿的提醒，滔滔不绝，如数家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