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兖矿集团地企办公室主任李建民认为，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并未在企业留成中预留塌陷地治理资金。现在，企业每年上缴百亿元税收；自煤炭价格放开后，又缴纳近100亿元复垦费、耕地占用税和2亿元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如果再让企业支付过去的欠账，将不堪重负。
刘绪平认为，现行的煤炭资源补偿费征收政策不仅收费标准低（仅为销售额的1%），而且上下级分成比例倒挂（50∶35∶15），市县两级留成部分太少，影响了基层治理塌陷地的积极性。
在搬迁中，新村选址和社会保障成为农民关心的两大问题。迟耀济说，因为选址难，中厚煤层的压煤村3—5年内难以搬迁。有的村迫不得已搬入邻村，对方见忽然来了上千口人分地，双手往外推。
在邹城市中心镇小牛场村的复垦田边，村民边文杰说，她家原来每人3亩地，土地塌陷复垦后，每人只剩下半亩。“当时，小牛场整体搬迁，眼下又要搬到城里的东府社区。我用现在住的房子可以直接换一套120平方米的楼房。”边文杰说，住的问题解决了，最让人担心的是就业和养老。为了生计，她专门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到30里外的承包田干活。
治！
“转变以恢复耕地为主的治理观念，一手抓治理，一手抓保障”
面对种种难题，刘绪平面容严肃：“济宁再也等不得，靠不得。”
这些年，济宁转变过去以恢复耕地为主的治理观念，确立塌陷地治理总体思路：对济宁、兖州、邹城、曲阜等东部塌陷区，结合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生态城市建设，营造湿地旅游景观和观光农业；对汶上、嘉祥、梁山等塌陷区，采取引黄淤填的方法，打造农业生态园区；对金乡、鱼台大面积长期积水的塌陷区，以新建鱼塘为主，形成综合开发利用格局；对临城靠厂的塌陷区，结合城镇的建设，建成休闲娱乐聚集区。
济宁市煤炭管理局副局长侯馨芳说，从技术的角度看，济宁地下煤在两层以上，煤矿多层开采，多次治理，难度很大。因此，煤矿企业必须确立绿色开采的理念，推广煤矸石回填置换开采、膏体充填开采、无煤柱开采等工艺，提高煤炭回采率，延长矿井服务年限，减少土地塌陷。现在，应集中优势资金，发展新兴产业，加快转型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
现阶段，济宁市有60个压煤村待搬迁，占全省搬迁量的70%。市国土部门协调兖矿集团、济宁矿业集团等企业，按照一亩地种植两季粮食的标准，每年补偿农民1200—1600元。4年后，一次性发放征用土地补偿，每亩3.1万—4.1万元。此外，政府拿出土地收益的20%，集体从土地补偿款中拿出一部分，个人添补一部分，共同建立了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
“2003年以前，济宁市按照国务院规定，对绝产塌陷地实行征用，采煤企业依据征地批准文件，对群众支付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用，我们从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费用对采煤塌陷地进行治理，然后发包给失地农民，较好地解决了矿区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但是，由于国家实行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管理，省里受指标限制，停止了对绝产塌陷地的征地审批，煤炭企业无法按照批文支付补偿安置费用，导致矿区群众生产生活无着落。”刘绪平建议，对绝产塌陷地采取只征不转的办法，既不占用建设用地指标，又能解决煤炭企业补偿资金的合法支付和矿区群众的生产生活，还利于采煤塌陷地治理的统一规划、统一实施。
济宁这座正在“疗伤”的城，也有美好的愿景。刘绪平介绍，济宁编制了矿区采煤塌陷地治理专项规划，确定11个重点治理区域、24个重点治理工程，到2020年治理塌陷地24.88万亩，恢复耕地11.59万亩。同时，充分利用城乡建设增减挂钩置换政策，编制《压煤村庄搬迁用地挂钩规划》，到2020年搬迁562个村庄，将其合并为183个中心村，节约土地5.7万亩，释放煤炭资源28.4亿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