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时任国家发展部长的郑章远，因涉嫌受贿受调查局调查。郑在调查中否认受贿，并试图与调查局人员讨价还价和求助李光耀以图了结。最终，郑选择了自杀，“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接受最严厉的惩罚”。
2005年，在慈善机构国家肾脏基金前执行理事长杜莱起诉《海峡时报》记者的诽谤案中，庭审牵扯出杜莱高达60万新元的年薪及其各种管理弊端。丑闻的曝光掀起轩然大波，公众因感觉被欺骗而愤怒。庭审次日，有3800位基金会的捐赠者取消捐赠。杜莱也最终因两项触犯防止贪污法令的控状被判罪成，于2008年入狱服刑三个月。
美国：公共利益高于个人隐私
薛洪涛
在美国，“当官”算不上什么好差事。在美国担任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必须回答一份“隐私”调查问卷。整份问卷长达7页，包含63个问题，涵盖了从家庭成员信息、个人网页、博客到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曾被卷入的法律纠纷、负债状况等各方面情况，就连同居伙伴的姓名和联络方式都不放过。这份“隐私”调查问卷，没有给官员更多的余地：要么公开，要么就去做一个普通的公民。
在1965年通过的《政府官员及雇员道德操守准则》的基础上，1978年美国国会颁布了《政府行为道德法》，正式确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要求各类高级官员和配偶以及子女如实申报自己的财产和收入情况。
申报财产范围几乎包括了所有生活领域：财产及其收入、买卖交易、馈赠、补偿、旅行、债务、政府工作之外的兼职收入，就连自家生产的粮食和饲养的牲畜也要申报。
同时，《政府行为道德法》对财产申报中的违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对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人，可提出刑事诉讼，判处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或5年监禁。公务员财产申报结束的15日内，申报资料应向公众公开。此后6年内，除出于非法目的查阅或公开申报资料将危害国家利益等情形，任何公众经申请可查阅。
更“要命”的是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体。在涉及政府的报道上，美国政府对媒体毕恭毕敬，至少表面上要如此。
此外，1966年的《信息自由法》规定：联邦政府的记录和档案除某些政府信息免于公开外，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公民可以向任何一级政府机构提出查询、索取复印件的申请；公民在查询信息的要求被拒绝后，可以向司法部门提起诉讼。
此法案颁布后，美国又对该法案进行了数次的修改与修订。1996年，美国政府颁布的《电子信息自由修正案》解决了电子信息的公开以及行政机关积压信息申请等方面的问题。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有句名言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为防止权力的失衡和滥用，美国不仅设计制度保证不同权力主体之间实现制约和制衡，还在权力部门的内部及外部设立专门的廉政监督机构。
作为打击腐败的利器，美国联邦调查局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联邦调查局专职调查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行为，不受行政管辖和地域的限制，有权对包括政府官员贪腐在内的200多种犯罪活动进行调查。其反腐败的绝招中，有一个叫“sting”(死叮)，就是故意派人去诱引腐败，看上不上钩，一旦上当就实施抓捕，此外还采用模拟犯罪的方式考验和诱惑有嫌疑的政府官员。据说联邦调查局每年在国内平均发起300多起“死叮”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