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面推行住房改革是从1998年开始的，《物权法》起草时，认为今天就来回答五六十年以后的事情并不妥当，很多事情都难预测。何况，该不该收费等问题跟许多配套制度都是密切关联的，比如开征房产税。”王轶说，“但是，《物权法》贯彻的一个政策是‘国不与民争利’。”
许多法学家认为，对于老百姓，有关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满后的细则规定越晚出台越好，因为如果现在就出台细则，立法者往往只能在当下的法律框架下制定。“不要忽视地方政府对立法的影响力。”王轶说。
刚刚通过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就受到了来自地方政府的巨大压力。地方政府通过各种不同渠道发声。“比如给一些教授写信等，而且地方官员很多都是人大代表，全国人大的座谈会，都会有地方政府参加。”
现在，地方仍然没有摆脱土地财政，在不减少地方政府事权的情况下，出台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满后的细则规定，恐怕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状况。“五六十年之后，我们相信地方政府不应该再依赖土地财政了。”王轶说。（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