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相比跟随而来的“资本剪刀差”，“收入剪刀差”似乎有点小巫见大巫。一方面，政府用压低农民土地资本价格的方式，应对不断扩张的城市版图和不断高涨的房地产价格，用悬殊的价格差来推动城市化的又一轮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将农民所建房屋统一定义为小产权房，剥夺了农民房地产资本的产权界定权利，导致所有农民的房子不能有效进入交易环节，从而使得农民的土地资本失去了升值的机会。
北京的张先生最近刚被拆迁，他的房子在东五环以外大约3公里，当年在宅基地修的平房，房屋加周边院落，共获得拆迁款近千万。按理说，他本属于农村户口，但90年代后期，由于城市扩张，他获得了农转非资格。近几年，北京房地产建设一日千里，这种本属远郊的土地价值因此陡增。一夜之间成为千万富翁，这位张兄笑得合不拢嘴，第二天便跑到车市，给自己添置了一台路虎。
同样的境遇，湖南长沙的刘先生就没有这么走运。他建在岳麓山附近的一幢3层连四间的楼房最近要被拆迁，双方没有达成一致的补偿条款，刘一气之下，将自己的遭遇发布在网上；拆迁办的人则认为，刘所建房屋，超出了宅基地的面积，相当一部分属于违章建筑，而且刘属农村户口，他的房子并没有获得政府颁发的产权证。拆迁办叫来警察一起强拆，双方动起手来。结果，警察以散布有害信息，暴力干扰公务为由，将刘拘留。刘的老婆情急之下，抓住拆迁办的人又哭又闹，警察照样亮出手铐，将女人一并收监。
如何看待这两个反差明显的拆迁结果，当然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课题。由此我想到计划经济时代著名的价格剪刀差概念。刚好，上个月与人民大学的毛振华教授谈及中国农民的处境，他提出了一个类似于经济史的描述：中国农民在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80年代初期，长期处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状态；从80年代中期，一直到2005年左右，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持续处在与城市人口同工不同酬的收入境地，这可以总结为一种针对中国农民的“收入剪刀差”；而最近的5年，城市房地产行业高速发展，城市人口房地产高速增值，但与此同时，广大农民由于土地产权不明晰，农村房地产市场不成型，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个醒目的、针对中国农民的“土地资本剪刀差”现象。
从历史层面看，毛振华教授道出了一个经济学事实：60年中国经济的基本逻辑，可能就是通过对农民利益的有效盘剥而形成。众所周知，在长达30多年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的主要政策，就是设立了一套不合理的工农业产品比价关系，人为压低农村的产品价格，提高工业产品价格与农产品价格的差距。保守估计，在1950-1978年的29年中，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提取农业剩余净额为4500亿元，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金净额达155亿元；1979-1994年的16年，政府大约提取农业剩余净值12986亿元，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金净额达811亿元。现实意义上，中国政府正是利用这种“剪刀差”，试图推动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使资源配置大面积、大幅度向城市倾斜，由此形成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悬殊的城乡差别。
从2006年元旦开始，随着政府取消农业税，这种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现象基本缓解，但这并不意味着针对中国农民的“剪刀差”思维方式从此消失。某种意义上，“剪刀差思维”成为政府部门的思维定势，在收入和资本两个新的路径上继续繁衍。
如果说“价格剪刀差”时期，主要以“廉价的农产品”为主要形态，那么随之而来的“收入剪刀差”时期，主要形态则为“廉价的劳动力”。有人做过统计，在过去的大约20年时间内，中国农村每年为城市建设贡献了1.2亿数量的廉价劳动力，他们的年龄处于16岁到46岁之间，拿着世界上最低廉的工资，没有市民资格，不享受城市人口拥有的医疗体系和养老体系。一个粗略的统计数字表明，这种醒目的“收入剪刀差”，政府大概从农民身上抽取了9万亿人民币的豪迈资金来促进城市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