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村官得到的扶持不过3万元、5万元、10万元，但如果“钻空子”现象成为普遍现象，将给地方财政以及村官队伍名誉带来损失。翟雅楠建议，提供“资金扶持”的主体部门，应当制定一套详细的监督管理机制，“扶持到位的同时，也应该有监管。虽然金额不大，但这笔钱到底用在哪里、有没有用好、如何使用的，还是应该监管到位。”
关爱留守儿童要有实招儿
河南省许昌市许昌县陈曹乡杨刘村大学生村官李聪最近刚刚当选为村党支部副书记，她最关心的就是村里的留守儿童以及农民工劳务输出两大问题。
据介绍，杨刘村400余户村户中，一半以上家庭都有留守儿童，全村几乎家家都有青壮年在外打工。
有一次，村口一户农民家中传出儿童的哭喊声。邻居走近后发现，一名老农躺在地上不能动弹，身边站着刚满6岁的孩子，泪水伴着脸上的污渍顺面颊淌下。
这件事儿对李聪触动很深，“孩子还小，父母都在西安打工，老人病倒了谁来照顾？谁来照顾孩子？”那一次，老人被村委会送去医院，孩子交给了附近邻居暂时照料。
尽管前不久村里盖了一个活动广场，孩子们有了玩耍的地方，但对于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来说，这点“关爱”实在算不了什么，“到处都在说关爱留守儿童，但光靠这种没有落到实处的‘关爱’怎么够？”
李聪建议，相关部门可以通过统一组织农民工“抱团”外出打工的方法，稍稍缓解留守儿童问题，“能就近工作的就近，不能就近的一定要‘抱团’。”她认为，“抱团”打工一方面可以在工资发放上集体维权，另一方面可以由劳动力输出地政府出面，与用工单位“讨价还价”，“比如在务工地给孩子们上个托儿所、幼儿园，可以让他们带着孩子打工。”
菜价波动苦了农民，政府须合理引导种植
每次下村调研走访，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牛庄镇魏家村大学生村官鲁俊香总会被村民们围拢着脱不开身，“你是大学生村官，你给想想办法，能不能帮俺把这一地的菜给卖了？”
面对这样的要求，鲁俊香有些无奈，然而更多的是一阵心疼，“2010年、2011年两年，我眼睁睁看着村里棉花大户和一群跟风种棉花的村民亏得血本无归。”她告诉记者，2010年时棉花价格“奇高”，每斤能卖7.5元，此后全村农民顶着农药、人工价格上涨跟风种棉花，到了2011年，棉花价格一下子跌至每斤3.5元左右，“连我看着都心疼。”
鲁俊香建议，基层农业部门定期进行市场调研，并将每年建议种植的经济作物向农民公布、宣传，“除了农技站开设的种养殖技术推广课，是不是可以再偏重一些市场、经济类课程，教会农民在什么时间段种什么作物能挣钱。”
担任村官数年来，小鲁见村里开过不少“有一搭没一次”的培训课，这种课，愿意放下手头活儿来听的村民少得可怜，“偶尔来讲一次，没什么效果。应该形成一个长期的制度，每到播种季节就开课，告诉他们种什么、到哪里买种子、怎么挑种子、怎么种植、种了怎么卖等。”
她说，只有真正实用性强的课、能帮助村民致富的课，才会有人来听。
集体土地收益分配期待“规则”
一到村集体土地收益分配的当口，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剑湖村村主任、大学生村官王丹就开始发愁，“每年到了这个时候，矛盾纠纷不断。”
王丹介绍，常州地区经济较发达，村集体经济主要依靠出租土地给生产加工型企业支撑。一般的村子能有五六十家大小企业入驻，大村能有近百家企业入驻。村集体年产值较多，大村一年能有二三十亿元，王丹所在的剑湖村年产值约四五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