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主张当时在中国政策研究圈内同样不乏倡议者。复旦大学美研中心主任吴心伯在1月的一场研讨会上也倡议，要用新思维和新方法来建立两国元首的联系和对话机制。
记者了解到，正是在2013年1月，奥巴马政府开始改变对这一建议的态度，真正开始力图为“习奥会”寻求一个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中国多位官员也表达了举行（元首）会面的愿望。”
中美双方的一拍即合，与之前奥巴马政府投入了大量时间来增进与习近平的交流不无关系。2011年，美国副总统拜登安排了少有的5天外访行程前往中国，与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有了首度长时间的接触。次年，习近平回访美国，在奥巴马政府的安排下，故地重游艾奥瓦州马斯卡廷小镇。
事实上，在2013年1月之前，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德斯（Ben Rhodes）已经在华府不断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在国际舞台上重振及再思考美国的“接触政策”，无疑，中美关系无法回避。
背景 局势促尽早会面
彼时，一系列紧迫议题的涌现已迫使双方必须尽快安排一次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真诚互动。“总统简报”参与者、布鲁金斯学会的卜睿哲就认为，当时愈演愈烈的中日钓鱼岛之争让美国感到了局势失控的危险，担心被迫卷入一场冲突之中。
更深层次的挑战是，中美关系处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新兴大国是否注定和传统大国发生冲突？围绕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的争论以及各自所采取的一系列相应行动，最为显著地展现了这对关系的危险趋势。奥巴马在2012年竞选连任的最后一场辩论中直接将中国说成是“对手”，某种程度上也暴露了这对双边关系表面之下所隐藏的暗流汹涌。
卜睿哲说，面对真正的安全威胁，“外交的作用在哪里？领导人互动的作用到哪里去了？”
美国尽管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对华宣称“再平衡战略”绝非针对中国，但仍无法打消中方的疑虑。“美国再平衡没有明确的界定，是经济战略？军事战略？目标是要平衡谁？每个星期，美国访华的代表团都会在北京讨论‘再平衡战略’，但概念和意图模糊不清。”中国一名资深外交官近日说。
即便战略意图并无恶意，落实到具体的实施也可能“走样”。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日前告诉记者，有时候，大国的战略判断与真正的实施往往存在偏差，实际行动并不能完全贯彻真实的战略意图，而且还存在大国政策被小国绑架的情况，“所以两国元首提早会晤是非常必要的”。
幕后 双方步调口径一致
但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中美两国元首会面在哪里进行、如何尽力为这次私人交谈创造恰当条件和氛围，远比彼此核对日程表确定见面时间复杂。
毫无疑问，美国白宫此番“越过”国务院直接主导了整个安排。在中美完成换届之后，美国新任国务卿克里、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均已先后访华，但即便如此，4月仍有消息传出，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计划在5月访华，尽管当时外界对于这场仍在严格保密和筹划之下的“庄园峰会”仍然一无所知。
多尼隆在奥巴马外交政策决策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对于中方而言，由性情温和且善于倾听的多尼隆主抓协调和敲定元首会面的各种细节，显然更令中方放心，也更有助于达成共识，顺利推动事件进展。就在习近平启程前往拉美三国访问之前两天，多尼隆带着最后一遍敲定的会谈议题和陪同人员名单结束访华之旅。
正是有了中美双方高层的这种官方信任渠道，有关两国元首提前会晤的重大消息才会在长达4个多月的时间里一直得以严格保密，尽管美国新任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国务卿克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美朝鲜半岛事务代表戴维斯先后接连访华，也未被外界抓住丝毫蛛丝马迹。“访美安排一直严格保密，直到最后宣布之前，一些重要部门都还毫不知情。”一位知情人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