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网发布了习近平在1990年3月，与地县办公室干部谈心时的讲话，讲话主题是谈秘书工作，习近平要求秘书不自恃，“不能认为‘机关牌子大、领导靠山硬’而有所依仗、有恃无恐，更不允许滥用领导和办公室的名义谋取个人私利”。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评论文章指出：习近平这番谈话给那些所谓“有靠山”“有背景”的人敲响了警钟，更给那些信奉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靠着大树好乘凉”官场哲学的人敲响了警钟。
近二十年来落马高官中，不乏高级干部“秘书”的身影，如“河北第一秘”李真、“上海第一秘”秦裕。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高官中，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四川省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永祥、中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李华林都曾担任过同一位高官的秘书。
秘书“腐败”虽在中国庞大的秘书群体中还是极少数，但正如有媒体评论称，秘书一旦出事，就是大事。腐败产生的根源是国家相关规定的“落空”，那么，国家对于秘书配备，秘书权责有何规定？秘书的腐败如何产生？又通过哪些形式？
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对秘书配备提出要求。去年6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提出，“统筹制定领导干部秘书配备标准”。
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
此前，秘书是如何配备的？
四川曾半年内清理两千秘书
按规定，正部级以下领导配专职秘书属违规。但现实中，副省级、厅局级以至于县处级官员，都大量配置了专职秘书。
在领导身边工作的秘书虽然分工不同，但组织任命时统称为“机要秘书”。1980年，中办发布《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的暂行规定》明确，正省部级以上领导可以配专职秘书。
曾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解读说，正省部级以下领导配备专职秘书皆为违规行为。但现实中，副省级、厅局级以至于县处级官员，都大量配置了专职秘书。
上个月，“曲阜市级官员不配秘书”的新闻引发关注。3月20日，曲阜市委发布消息，取消秘书配备制度，包括曲阜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10位市级领导的专职秘书，全部被安排回原岗位开展本职工作。
曲阜市是县级市。按照此前中央的规定，该市领导不应该配备专职秘书。
在曲阜之前，云南、广西、河北省平山县也在去年下发通知，要求取消当地的专职秘书。
这不是各地第一次集中清理专职秘书。
早在2003年，四川就规定，市县领导不配专职秘书，仅半年内，全省就取消了市、县领导专职秘书近2000名。2005年，四川省委办公厅又发通知，要求再次清理领导专职秘书。
其后，安徽、内蒙古赤峰也出台了相同规定，赤峰市红山区取消了区内11个县处级党政领导的专职秘书。
被选为领导人秘书前并不知情
学者称，中央层面秘书配备比较正规；而在地方层面，秘书人选有时由领导自己挑选，领导看上谁，就选到身边担任秘书。
对于挑选秘书的标准，1980年的“暂行规定”提出的要求是：“必须挑选成分好，政治历史清白，社会关系单纯，政治上绝对可靠，作风正派，身体健康，具有一定工作经验和一定政治、文化水平的党员干部担任。”
1986年的《关于加强县以上领导机关秘书工作人员管理的规定》则明确，“领导同志的秘书，应由组织部门会同领导同志所在部门的办公厅(室)审查调配。领导同志也可推荐，但要经过上述部门审查同意，个人不得指定自己的亲属和不适合做秘书工作的人员担任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