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约翰内斯堡1月7日电 题：中非传统价值观为国际合作提供全新“南方”视角
——专访南非纳尔逊·曼德拉大学商学院研究员刘钊轶
中新社记者 孙翔
南非乌班图思想倡导“仁爱、共享”，与中国儒家“仁民爱物、天下大同”的理念不谋而合。中非传统价值观的交汇融合，对中非合作及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有何积极作用？中新社“东西问”就此专访南非纳尔逊·曼德拉大学商学院研究员、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南非分院院长刘钊轶。她认为，两种思想交汇融合为国际合作提供了全新的“南方”视角，更强调多元文化的平等性与互补性，提出了一种去中心化的合作模式。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理解乌班图思想？
刘钊轶：“乌班图”源自南非及更广泛非洲地区的传统智慧，其核心在于“我因人人而在”，强调个体与集体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一理念没有停留在哲学层面，而是深深融入南非社会，成为其文化基石之一。
“乌班图”强调团结、互助与责任分担。它赋予了南非社会一种独特的凝聚力，特别是在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后的社会重建过程中。以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大主教和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为代表，南非倡导以乌班图思想推动和解与社会融合。这种价值观使南非在经历长期社会分裂后，能够逐步迈向一个更加包容与和谐的社会。
在我参与的中非合作项目中，乌班图思想也成为中国企业和组织融入南非社会的重要桥梁。许多成功案例证明，尊重并践行乌班图思想的企业往往能在南非获得更大的社会支持与长期发展空间。
中新社记者：中国传统的“天下大同”理念与乌班图思想有哪些相近之处？
刘钊轶：这两种思想对个人与集体关系的诠释在目标上有高度一致性，即通过平衡个体权利与集体责任，追求社会的整体和谐。在中非合作中，这两种思想帮助打破传统的文化壁垒，促成更加平等和包容合作关系的形成。
“天下大同”为国际合作提供了一种超越边界的伦理框架。它的核心在于倡导一种全球化的责任意识，强调各方的共同福祉而非局限于利益分配。通过这一思想，可以更好地理解如何在多边合作中平衡各方需求，使参与者能够从整体视角重新审视自身角色。例如，在应对全球性危机(如气候变化或公共卫生挑战)时，“天下大同”启发合作各方将重点放在长期目标上，摒弃短期利益之争。这种宏观的视角，帮助国际社会在制度设计上更加公平，并促使全球治理框架更加包容，推动所有参与者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
“乌班图”则为跨文化理解提供了一种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实践方法。在国际合作的复杂背景下，文化冲突和误解常常成为阻碍项目推进的隐形障碍，而“乌班图”以“我因人人而在”的互联理念，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切实路径。它提醒参与者关注人际关系的修复与信任的建立，将文化的共通性置于合作的核心。在许多中非合作项目中，“乌班图”表现为本地社区通过对话和共享资源，减少因文化差异带来的不适与矛盾。这种做法不仅使合作更具弹性，也让参与者之间的文化尊重和情感连接更加牢固。
中新社记者：“天下大同”与“乌班图”的理念主张在中非合作实践中有何积极作用？
刘钊轶：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这两种思想的融合为中非合作创造了新方式。例如，在南非的某些扶贫项目中，中国企业不仅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完成，更注重如何提升本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一次农村社区的饮水工程中，中国企业在设计阶段就邀请社区成员参与需求分析，确保项目符合当地实际。这种方式不仅提高了项目效率，也通过社区的积极参与强化了集体责任感。这种基于合作与共赢的做法，既反映了“天下大同”思想对共同繁荣的追求，也融入了“乌班图”强调的群体协作精神。
在教育与青年发展方面，“天下大同”与“乌班图”的结合也产生了作用。例如，在南非东开普省开展的青年技能培训计划中，我所在的团队特别注重引入“乌班图”式的互动模式，推动青年之间的合作学习和知识分享。与此同时，“天下大同”所倡导的公平与普惠理念，使培训计划更加注重对弱势群体的支持。项目结束后，不少参与者不仅获得了就业机会，还主动在社区中成为导师，帮助其他青年。这种“个人成功带动集体进步”的结果，正是两种思想相结合的最佳体现。
中新社记者：“天下大同”与乌班图思想相结合，如何为国际合作提供全新“南方”视角？
刘钊轶：这两种思想为解决文化主导权的不平等提供了可能性。在国际合作中，西方的主导性话语长期占据主流，而“天下大同”与“乌班图”的交汇融合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南方”视角。它们强调多元文化的平等性与互补性，提出了一种去中心化的合作模式。
这种模式尊重不同文明的独特贡献，为多极化的国际社会提供了新的伦理基础。在中非合作的背景下，这一点尤为重要，它表明合作不应只是技术或资源交流，更应是文化经验的共享与融合。
最具启发意义的是，这两种思想还对如何提升国际合作的韧性提出了实践建议。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往往是复杂、多层次的，仅依靠单一的技术解决方案或政策调整难以奏效。而“天下大同”与“乌班图”分别从整体规划与个体互动的角度，提供了应对这些复杂问题的双重路径。例如，在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际合作中，“天下大同”鼓励将目标设计为多方共赢的系统性计划，而“乌班图”则提醒在实施过程中不可忽视基层参与的重要性。这种综合的智慧，为实现全球合作的真正平等提供了蓝图。
展望未来，“天下大同”与“乌班图”不只是中非传统文化的象征，更有可能成为全球社会应对复杂挑战的文化坐标。它们所包含的思想内核，强调个体与集体的平衡、长远发展的目标以及多元文化的共存，在当前全球化进程面临多重矛盾与冲突的背景下，具有现实意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