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泊所遗址出土的铭文瓦当。
河泊所遗址发掘区俯瞰图。
考古人员在现场清理土方。
以上图片均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 蒋志龙在整理出土瓦片。
以上图片均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泊所遗址考古工作队组建于2014年，主要工作是系统开展对石寨山古墓群大遗址的考古工作，主要目标为廓清遗址范围、揭示遗址布局与功能分区、建立遗址编年体系、解读出土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以及推动古滇文化与西南边疆历史研究等相关工作。目前，工作队基本确定汉代益州郡城址的大致布局，出土了“滇国相印”“益州太守章”等一批与古滇国、益州郡有关的官印封泥，发现大量有字简牍及有“益州”字样的铭文瓦当等重要实物。2025年4月，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编 者
滇池南岸，考古人员半弓着身子，将洛阳铲用力插入土中，深深旋转，再拔出，一截带着细密纹路的泥土芯被带出……这里是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河泊所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考古工作队的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勘探，新暴露的土层与周围的泥土形成鲜明对比。
河泊所遗址是商周至汉晋时期云南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近年来，河泊所遗址考古工作迎来重大突破，一系列重要发现为探寻古滇国与汉代益州郡的历史提供了关键证据，揭示了西南边疆从多元到一体的发展历程。
从石寨山到河泊所
近30年探寻，古滇聚落初现
一场大雨，滇池南岸的河泊所遗址被地下水漫了个透。蒋志龙打开抽水泵电闸，水位缓缓下降，经过2000多年时光沉淀的古滇聚落，便这样随着水位退去，一点点显露出真容。
“我已经找了它快3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河泊所遗址考古工作队负责人蒋志龙心里始终有着这个执念。
想要研究河泊所遗址，话题离不开石寨山。1956年，滇池南岸的晋宁石寨山古墓群迎来重大发现——“滇王之印”出土。“总算有实物证明了司马迁写的古滇国是真的。”蒋志龙说。
1996年，蒋志龙被单位指派负责石寨山古墓群第五次抢救性发掘工作。蹲在墓坑里清理那些散落的青铜残片时，他总在想：“墓葬的主人曾经生活在哪儿？”
要证明一个“古国”真实存在，发现墓葬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只有找到他们生活的痕迹，比如城池、道路遗存、村落痕迹，才能观察到一个更为完整的古代社会。”蒋志龙说。
大观楼长联里“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的描述，让蒋志龙和团队一度推测，古滇聚落或许藏在滇池南岸的山顶或山腰部位。可他们搜寻多年，却连半点聚落的痕迹都没找到。
从2014年开始，河泊所遗址考古工作队对滇池南岸进行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展开对滇池沉积物的系统采样分析，终于拨开了迷雾：石寨山遗址周边的坝区地下，堆积表现为众多的“水域—台地”相间分布，显示出具备初步城市功能的空间架构格局。循着这一关键线索，蒋志龙把目光锁定在距石寨山仅700米的河泊所。
2016—2017年，河泊所遗址发掘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发现了“滇文化”和比“滇文化”时代更早的聚落遗址。“研究发现，汉代时期人们生活的地面比现今滇池水面还要低3到4米，表明那个时期的滇池周边陆地面积比现今要大得多。”蒋志龙说。
主干道与城市分区共现
揭秘河泊所遗址“一址双城”身份
工作初期，队员们发现遗址内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堆积形态——一种是台地，另一种是淤泥，也就是水域。
随着勘探范围扩大，更多的台地和水域被发现。台地上往往有文化堆积，但仅靠考古钻探无法确定这些台地是普通聚居点还是承载特殊功能的重要区域。
蒋志龙带领队员们开启了台地发掘工作。由于遗址紧邻滇池，地下水水位很高，队员们必须先在探方周边挖掘降水槽，待水位降低后才能动工。顶着烈日，他们蹲在地上一点点剥离表层泥土，一条东西走向的古道显露出它原本的模样：最窄处4米，最宽处12米，路面上保留有车辙印。
“道路经过多次铺垫，两侧挖有排水路沟。土层中掺杂的陶片、碎螺壳和瓦砾让路面更坚硬密实。”负责清理的队员贾鹏指着剖面清晰的5层土层介绍。
通过对路面采集土样的测年分析，队员们初步确定道路年代为西汉至魏晋。“目前探明总长约300米，从出土的箭镞、剑、盖弓帽来看，这可能是当时的城市主干道。”贾鹏说。
解剖道路附近的地层和遗迹后，建筑区的轮廓逐渐清晰。北侧的汉代高台建筑尤为引人注目：台基高约1米，面积达1400余平方米，用黄土与螺壳分层铺筑——上下层为黄土，中间夹螺壳堆积，推测螺壳用于加固、渗水与防潮。散水、柱础石、柱洞等遗迹在小铲下现出真身。“这样的大型高台建筑明显带有官方属性，普通人根本不可能修建。”蒋志龙说。
在河泊所遗址西区，队员们清理出居住区、祭祀区、手工业区等功能分区，表明这一地区可能为古滇国的都城。在河泊所遗址东区，遗址中清理出包括“益州太守章”在内的大量官印封泥和“益州太守府以邮行”等大量简牍，出土70余吨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其中有“益州”字样的铭文瓦当等，为遗址性质提供了关键佐证。
车水马龙的主干道、官方属性的高台建筑、标记信息的瓦当、功能完备的城市分区，这些发现最终揭开了遗址尘封千年的双重身份。蒋志龙说：“这里极有可能是古滇国都邑，而遗址核心区东部，正是汉代益州郡的城址所在。”
封泥简牍接连出土
还原汉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理细节
2018年，在清理河泊所遗址汉代废弃河道的灰坑中，考古队员发现几块泥巴。清理后，一方带清晰印文的硬块显露，“滇国相印”四字逐渐清晰，蒋志龙激动不已，“史书里从没提过‘滇相’，但这枚封泥一出现，当时汉王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理细节就豁然开朗了。”
封泥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书保密工具，类似如今的“锁屏密码”。古人传递简牍时，用绳子捆扎，在绳结处裹泥团，以印章按压，泥块干燥后便成为防止私拆的“封泥”。
河泊所遗址的封泥能留存2000多年，源于一场“意外”。它们多出土于河道边缘的灰烬堆积中，这些区域被推测是文书集中销毁场所。焚烧时，封泥发生陶化反应，在火与土的淬炼中得以保存。自“滇国相印”封泥出现后，遗址已出土2000多枚封泥。
这块“泥巴”为何如此重要？蒋志龙解释，从汉代建制看，滇相是该地区最高行政长官，这表明汉王朝在古滇国故地设益州郡时，保留“滇国”“滇王”称号，还任命“滇相”辅助治理。
更多封泥还在持续“解密”。“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等封泥，涉及西汉益州郡及下辖20个县，与史书记载“西汉置益州郡，领二十四县”相互印证；“广汉太守章”“蜀郡太守章”则像一封封“古代快递单”，佐证了西南边疆与周边郡县的文书往来。
如果说封泥是文书的“保密锁”，那简牍便是被锁住的“内容”。
汉代水井旁，一枚简牍正半掩于深褐色的泥地中。工作人员手持细小的竹签，屏气凝神，一点一点剥离简牍周围的污泥，动作轻柔而谨慎。得益于滇池沿岸的饱水环境，这些简牍保存得很好，上面的字迹依旧清晰。很快，这批简牍残片将被送往实验室，接受更专业的保护与研究。
目前，河泊所遗址出土5万多枚简牍，其中约1.5万枚带文字。“释读是接下来的重要工作。”考古队员苏东晓指着一枚写有“云南”的简牍兴奋地说，“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关于云南地名文字记载的简牍。”
简牍里藏着的不仅有制度，更有烟火气。“春时不和，愿强进酒食”的私人书信，让古人的关怀穿越千年；“季氏旅于”等《论语》残篇，证明儒家经典已在这里传播；甚至还有三只小羊的可爱涂鸦，让遥远的历史多了几分生动。“我们还在继续修复释读，让这些散落的‘拼图’拼出更立体的历史图景。”苏东晓说。
延伸阅读
实物证据印证文献记载
河泊所遗址坐落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河泊所村附近，是石寨山文化（俗称滇文化）的核心居址区。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约3平方公里，是云南高原目前已知规模最大、历史延续时间较长、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的商周至汉晋时期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石寨山古墓群经历了4次考古发掘，明确了石寨山古墓群即古滇国最高等级墓地的历史地位，也为古代文献中有关滇国历史的记载提供了坚实的实物证据。2014年，“石寨山古墓群考古工作计划”正式获国家文物局批准并实施。
《 人民日报 》（ 2025年08月13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