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根宪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误认为我国核桃为西汉时张骞从西亚、东欧等国外引入，这种说法均源于西晋时张华所著《博物志》中“张骞使西域还，乃得核桃种”的记载，至今有2140年的历史。相传张骞从西亚的伊朗、印度带回核桃后，先栽植到京都长安御花园，由于气候不适，后移植至秦巴山区，随之逐渐扩散到北方广大地区。据此，后世的本草、农史书、历史文献以及现代有关林业果树等方面的志书或教材，亦多以此照抄入书，认为中国核桃的唯一来源是张骞从西域带回种子，以后广为流传。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此果本出羌胡，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始得种还，植之秦中，不适。渐及东土，故名之。”笔者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分析了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背景、过程，结合我国有关专家考古发现和对古生物的研究结果，认为我国是核桃的原产地之一，商洛是我国核桃原产地之一，并非从国外引入。
张骞作为汉武帝的特使，曾三次出使西域诸国，从事文化、政治、外交活动。第一次出使为公元前139-126年，中途被匈奴拘禁10年，回到长安仅有二人。第二次未能到达西域。第三次约在公元前115年(历经三年)出使乌孙(今新疆伊宁以南、温宿以北地区)。可见张骞第三次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新疆、甘肃、青海、内蒙古一带。西域距长安路程非常遥远，且处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交通不便，仅靠骑马行走，历尽坎坷，无任何保存设备，从印度、伊朗等国外带回核桃栽培繁衍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即使从国外带回核桃种子，途中长达多年时间，含有高油脂的核桃种子会变质不能发芽成苗，若带回的是苗木或枝条，也会在途中干枯死亡。从史料来看，“张骞从西域带回核桃”之说为后人补记。张骞死于公元前114年，距《史记》成书仅相距17年，并无张骞带回胡桃的文字记述。而距张骞出使西域300年后西晋时的张华，在他所著的《博物志》一书中，未讲任何依据而说张骞带回胡桃种，是无史实依据而贸然加给张骞的。“西域”一名始于西汉，广义为亚洲西部及欧州东部一带，狭义指我国玉门以西及葱岭以东，包括内蒙、新疆、甘肃等广大地区。
从考古和古生物研究来看，核桃原产于我国。考古学家在山东省临晌县城东20里的山旺村，发现的山核桃、核桃化石，说明远在1500万年以前，核桃已是生长于我国的古老树种。至今我国西北、东北、西南各地以及陕南秦巴山区还生长着不少野生核桃。尤其是新疆，在伊宁、巩留南部的前山峡谷中，生长着成片的核桃林。考古工作者1954年开始发掘的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部落遗址，经北京农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反复试验鉴定，土壤中有大量花粉粒存在。1980年5月17日，河北省文物考古队在河北省武安县磁山村距今七八千年原始社会遗址，出土了遗存的炭化核桃坚果残壳。1979年，河南省密县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已炭化的核桃、麻栎和枣。上述考古发现充分证明我国黄河流域在7000年以前就有核桃的生长分布。商洛核桃，历史悠久。商洛山区的气候、雨水、土壤最适宜于核桃的生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加上山区农民的勤劳纯朴，使商洛成为久负盛名的“核桃之乡”。据《洛南县志》记载，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当地百姓就有种植。唐代已是“果之甚者，莫如核桃”。北宋《本草衍义》中记有：“核桃风发，陕、洛之间甚多”。《直隶商州志》也有：“商洛果之最甚者，无如核桃”的记述。可见其历史之久远了。
综上分析认为，张骞自国外带回核桃之说缺乏史料依据，据地理分布和考古发掘及对古生物的研究，确切证明我国为世界核桃原产地之一，距今至少有7000年的历史。我国核桃最早应该起源于黄河流域(陕西、河南、河北)和南疆(新疆的阿克苏、和田、喀什)地区。因商洛距西安半坡遗址不足100公里，所以商洛也应是核桃最早种植的地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