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商洛地区之所以成为重要的人口迁入区，与其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人口分布状况等有密切关系。首先，这里位于丹江上游，既是一个封闭的地区，又可通过丹江通道和江南相通。其次，陕南地区气候适中，雨水充沛，自然资源丰富。其三，明末清初，陕南地区天灾不断，兵事连年。明朝末年这里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与明朝统治者反复较量的主战场。清初，这里又是白莲教起义与清军浴血奋战的地方。连年的天灾兵燹，使境内人口大量死于战乱或逃往异乡，导致人口锐减，到了“地虽广而无力可耕，官虽设而无民可治”的地步。同时，为了遏制民众对郑成功义师的支援，清政府于顺治十八年颁布了《迁海令》，强制迁徙濒海居民到内地，史称“湖广填陕西”，其中一部分迁入到商洛。康熙年间，政府鼓励移民垦荒，先后颁布优惠条文，并规定“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这样以来，对于农业开发程度高，经济发达地区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来说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再加上“宾至如归、主无欺客”的良好社会环境，使之成为迁入的最佳地区之一。如今，在湖北武昌、黄州(黄岗)，安徽潜山、六安州和陕西商州还流传着“湖广填陕西”的种种传说。据旧书所言：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五方杂处。商州人统称这些移居于南北山区的各省客民为“下湖人”。南方人口的大量入境，使商州人口迅速增加，到光绪初年，形成商州人口的第一个高峰，总人口为31万多人。由于南方移民多，他们至今还保留有南方人的生活习惯和语言特点。这些“下湖人”大量进入了商南、丹凤、镇安和柞水县境内，其中以湖北、安徽、江西等地的灾民为多。这些移民入境定居，不仅使境内人口大增，而且带来了江南文化、艺术、习俗，并很快与北方的文化、艺术、习俗交融，使这块土地更具有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特征。
大批“下湖人”入商后，人口、耕地迅速增长，引起了商洛经济的大变革。粮食产量由自给自足而逐渐发展到自给有余，劳动人口的增多，不仅使许多荒山旷野乃至人迹罕至的地方得到了开辟，而且也使生漆、桐油、木耳、药材等土特产品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尤其是开发丹江水运和金钱河水运，为生漆、桐油、药材、龙须草等土特产品开辟了市场，促进了人口的发展，出现了商洛人口史上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