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晶在青山区疾控中心对疫情系统报告数据进行录入和比对
2月25日，白晶(右)在武钢某工厂对患者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
本报记者 董楠
我市首位疾控医师白晶出征武汉“疫”线后，由于前线工作量大、任务重，他常常工作到凌晨才休息。2月26日晚，在10名吉林疾控人员加入支援后，白晶在“疫”线第一次于晚上12时前结束当天的工作，记者随即通过网络连线采访了白晶。
逆行江城
此次白晶等疾控工作人员赶赴武汉，是国家在全国范围内首次抽调流调人员前往疫区支援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2月19日，按照省上统一安排，陕西援鄂疾控队队长、市疾控中心首位援鄂医师白晶14时到达咸阳国际机场，乘坐17时20分的飞机前往江城。
到达武汉天河机场，已是20时30分。在机场，前往支援武汉的队伍庞大，单单等待托运行李就用了1个多小时。全国各地疾控医师身着印有“中国卫生”的统一服装在此汇聚，大家互相不认识，但见面就大声呼喊“加油，武汉;加油，中国”。
“一声声加油鼓劲，把大家的心紧紧凝聚在一起。场面壮观，内心沸腾，浓浓的民族精神和中国力量激励着现场的每一个人!”白晶说。
陕西疾控队和浙江疾控队共同定点支援武汉市青山区疾控中心，接机的是青山区疾控中心的裴主任，这位50岁左右的武汉人，从见面的那刻起，就一直在接打电话，他双眼通红、声音沙哑、满脸的疲惫和沧桑。
青山区是武汉市疫情高发地之一，青山区疾控中心25名职工肩负着全区近60万人的疫情疾控工作。1月22日起，全区采样送样超过1万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16个，消杀点位3000多个。青山区疾控中心裴主任说：“大家都在没日没夜、舍了命地采样、流调、报表，但还存在欠账多、隐患多、难度大等问题。”
出了机场，大家乘坐大巴前往支援地。白晶几年前曾到过武汉，当时的武汉繁华喧嚣。现在，他坐在前排靠窗的位置，默默地看着窗外。空旷的大街上没有人，整个城市就像睡着了。江边的大屏上滚动着“武汉必胜、中国必胜”的大字。
和时间赛跑
白晶等疾控工作人员入住的酒店在武钢体育馆方舱医院斜对面。入住后，白晶与队员们迅速开展消杀处理。消杀完毕，他们顾不上休息，便与青山区疾控中心对接疫情状况，立刻排兵布阵，制定工作方案，迅速投入战斗。
谁负责受理送检，谁负责应急流调，谁负责疫情数据梳理，这些都要在天亮前安排清楚，以便第二天早上，每个人直奔各自工作现场。躺在床上已是凌晨。
流调，就是流行病学调查。作为传染病防控的一种手段，过去常被运用于结核、麻风等传染病例的抽样调查，许多人一生都未必能遇到一次，这是一个充满陌生感的名词。然而，新冠肺炎是急性传染病，为快速锁定传染源、传播途径和密切接触人群，凡是经医院初步认定的疑似患者，流调人员必须第一时间介入，即便最终发现是“虚惊一场”。
白晶说：“流调要追着时间跑，因为每晚一分钟，病毒便会在外多‘逍遥’一分钟。只有更快掌握疑似感染者14天内的行动轨迹和接触人群，才能尽早切断疾病传播途径，防止更多人被传染。目前，全国各地公布的病例行动轨迹，都基于流调。”
在武汉的每一分钟都尤为珍贵。白晶与队员们每天6时起床，在清洁区吃完早饭后，迅速穿好工作服赶往工作地。如需对确诊病例及密切接者流调排查，他们还需换上防护服，常常要在晚上12时左右回到驻地。
2月25日，白晶忙完上午的工作已是13时许，在青山区疾控中心用餐时，他接到开展调查的任务后，便和队友迅速前往附近的北湖工业园一工厂开始工作。在长达5个小时的调查中，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围绕“时间”展开，并最终获得有关患者的行动轨迹线索。
“这还不够。”白晶说，一份详尽的流调报告，必须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疑似患者在过去14天内每一个时间段的去向、行为必须严密合缝地卡在一起，这中间哪怕有5分钟时间是模糊的、说不清楚的，都很可能导致无辜的人暴露在未知的病毒风险之中。
安抚患者
白晶应急经验丰富。2008年，他曾赴汶川参与抗震救灾;2013年，他主持处理水灾等20多起突发疫情。
流调过程并非全都顺利。患者确诊后，大多是恐慌和害怕，有时还会因为情绪不稳定，不愿透露相关信息或者忘记近期的行动轨迹。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在一个房间的角落里，一个人背对着门坐着，他情绪低落，嘴里重复着这句话。这个人是白晶在厂区流调的第一位确诊患者。为了帮助患者调整情绪，白晶没有直接去问“你去过哪里，跟谁接触过”，而是尽量营造放松的聊天气氛，跟患者“拉家常”。
“我们是从陕西来的，这病能治，等你治好了来陕西找我，我带你游棣花古镇。”白晶的话让患者放松，接着他从特殊节点着手，询问这位患者最近有没有和亲戚朋友走动，上下班坐什么车，有没有结伴人员等，引导患者认真回忆。
白晶说，有些病人看到身着防护服，戴着口罩、护目镜全副武装的疾控人员，会本能地后退一步。“他们心里在打鼓，我是不是很严重?”那种情绪的焦虑感和身体的痛苦感，你绝对不能忽视。
对白晶来说，洞察患者的情绪变化，有时比知道真相更重要。“我昨天碰到一个病人，她的双亲因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相继去世，而后她也被确诊，流调的过程中，她几度情绪失控，一个小时里，只是痛哭。”白晶说，那时我们能做的，就是安抚，是在完成使命的同时，尊重每一位当事人。因此，为了避免患者看到穿防护服的流调员，而产生不必要的心理波动，白晶和队友有时也会将面对面流调的方式，改为电话流调。
时刻警惕
由于工作量大，人手有限，白晶和队友常常工作到凌晨。然而，工作结束并不意味着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白天，流调过程中碰到的基本都是确诊病例，去调查的环境都是患者接触过的高风险区域;晚上，消杀就是保障不受感染的最后一道屏障。
白晶说，每天回到住所后，个人的消杀环节至少需要半个小时。他们把房间划成三个区域，门口设污染区，再往里就是半污染区、清洁区。进门前，要把外套和鞋子在污染区消毒处理，在半污染区进行内层衣物的清洗消毒，然后再去认真洗澡，最后才能进入清洁区。
睡前，白晶习惯性地会把第二天要用的流调箱内的物资补充好，衣物也要放在床边伸手够得着的地方。手机保持响铃或震动状态，确保随时接收任务。
“医院何时收治病人是不确定的，病人何时有了初步诊断结果也不确定。等待本身，就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白晶说，为了优化等待的过程，让响应更高效，许多队员连自己的睡眠状态也要管理起来。他们可以在高度神经敏感的状态下睡眠，只要手机轻微响动，就能立马起床。
作为队长，白晶除了完成工作，每天最重要的就是关心队员的健康，测量队员体温，叮嘱大家做好防护。白晶说，当地政府集中一切力量调派资源来保障支援队伍顺利工作。这些天，他们的吃饭住宿和出行用车等后勤工作都由青山区法院专门负责协调安排，酒店旁的取餐车，是每个队员的慰藉之地。每次流调回来，无论多晚，他们都能吃上热饭。
采访匆匆结束，挂断语音电话前，白晶通过记者转达对家乡人们的感谢：“我在这里一切都好，家乡的亲人们，等着我平安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