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老区是指1949年前的延安、绥德、榆林3个地区，属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绥德地区于1958年撤销建制，将所属8县分别划归延安、榆林两市。
全国解放初期的1949年至1952年，西北军政委员会和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从陕北老解放区抽调大量的地方干部支援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新解放区，陕北干部处于青黄不接的状况。加之连年内战，老区教育事业不发达，有文化的青年不多，需要从外地调进一批有知识的干部。
陕南土地改革结束后，1952年陕西省委、省政府决定，从汉中、安康、商洛三地区的土改工作队中抽出253名干部，支援陕北。
1952年2月，我在洛南县永丰区四皓乡下乡，一天下午接到区政府电话，要我连夜赶回县城向民政科报到(解放初由民政科管理干部)。我身背铺盖卷，步行到晚8时，向民政科报了到。第二天早上召开座谈会，包括我一共18人参加，会上宣布，我们第二天要赶到地区，与其他县抽调的人员集合后到省民政厅报到，另有分配。
我们到地区报到后，全地区抽调的七八十人住在商县城内田家巷一家屋中，院中支起两口大锅做饭吃，一人一个大蒸馍、一碗豆腐萝卜汤，就是一顿饭。
第4天，由地区民政科一名干部带队，乘坐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遗留下的两辆轿车，早7时从商县开出，沿着坑洼不平的长坪公路(312国道)，到西安已是下午6时半，住在陕西省人民政府西大街干部招待所。当时还有一个陕西省人民政府大麦市干部招待所，是住支援新解放区的科级以上干部的。
第6天早上，在骡马市三意社剧院参加去陕北的动员会，省政府韩兆鄂副主席作动员讲话，时逸之秘书长介绍陕北人情风俗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北的艰苦岁月。省政府马明芳主席出席了这次会议，会后大家拿着笔记本争着让马主席签字留念，马主席给我签的是“爱护我们的祖国”7个字，我保存至今。
动员会后，分组讨论，表去陕北的决心。汉中、安康的讨论中没有发生异常，唯独商洛的讨论中有个别人说陕北多么苦，条件差，致使一部分同志提出不愿意去，要求改变去的地方。为解决思想问题，商洛人员在西安多住了半个月，由大麦市干部招待所抽出科级干部任组长，主持思想整顿，当时在西安开会的商洛行政公署王力专员也赶来作动员。
整顿有效后，由省民政厅、绥德地区民政科的两名干部带队赶往绥德。本来走咸(阳)榆(林)公路，经三原、铜川、宜君、洛川、富县、延安、延川、清涧去绥德。因解放初这条路还不很畅通，要绕道潼关从风陵渡过黄河，乘同蒲铁路火车到山西介休，换坐马车到汾阳市，再乘汽车到山西黄河边的军渡，过黄河，在吴堡县宋家川转乘汽车到绥德。到潼关火车站时已天黑，全体人员在候车室待了一夜，商县有两名队员趁夜晚逃走了。
抵达绥德后，我们住在大礼堂里，吃小米干饭、黄萝卜菜，国内战争时期老区的艰苦状况，还没有改变。第二天晚上，绥德专员公署开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会，近60岁的专员郝祝三、副专员曹扶、民政科的领导及有关人员出席，会后将这些同志分配到绥德地区有关单位及佳县、吴堡、米脂、清涧等县工作。我被分配到绥德行政公署建设科，后到吴堡县人民政府建设科，1957年回到商洛。
商洛支援陕北的干部，在长期的岁月里，为陕北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也锻炼了自已，据统计，25%的同志先后走了领导岗位，县团级以上的约占到5%。
这些支援陕北的同志，除一名在佳县病故外，20世纪70年代后期，大部分通过组织手续回到了商洛。现在，他们都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有的已经离开了人世，但他们的这段经历，将永存在历史的记忆里！
全国解放初期的1949年至1952年，西北军政委员会和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从陕北老解放区抽调大量的地方干部支援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新解放区，陕北干部处于青黄不接的状况。加之连年内战，老区教育事业不发达，有文化的青年不多，需要从外地调进一批有知识的干部。
陕南土地改革结束后，1952年陕西省委、省政府决定，从汉中、安康、商洛三地区的土改工作队中抽出253名干部，支援陕北。
1952年2月，我在洛南县永丰区四皓乡下乡，一天下午接到区政府电话，要我连夜赶回县城向民政科报到(解放初由民政科管理干部)。我身背铺盖卷，步行到晚8时，向民政科报了到。第二天早上召开座谈会，包括我一共18人参加，会上宣布，我们第二天要赶到地区，与其他县抽调的人员集合后到省民政厅报到，另有分配。
我们到地区报到后，全地区抽调的七八十人住在商县城内田家巷一家屋中，院中支起两口大锅做饭吃，一人一个大蒸馍、一碗豆腐萝卜汤，就是一顿饭。
第4天，由地区民政科一名干部带队，乘坐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遗留下的两辆轿车，早7时从商县开出，沿着坑洼不平的长坪公路(312国道)，到西安已是下午6时半，住在陕西省人民政府西大街干部招待所。当时还有一个陕西省人民政府大麦市干部招待所，是住支援新解放区的科级以上干部的。
第6天早上，在骡马市三意社剧院参加去陕北的动员会，省政府韩兆鄂副主席作动员讲话，时逸之秘书长介绍陕北人情风俗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北的艰苦岁月。省政府马明芳主席出席了这次会议，会后大家拿着笔记本争着让马主席签字留念，马主席给我签的是“爱护我们的祖国”7个字，我保存至今。
动员会后，分组讨论，表去陕北的决心。汉中、安康的讨论中没有发生异常，唯独商洛的讨论中有个别人说陕北多么苦，条件差，致使一部分同志提出不愿意去，要求改变去的地方。为解决思想问题，商洛人员在西安多住了半个月，由大麦市干部招待所抽出科级干部任组长，主持思想整顿，当时在西安开会的商洛行政公署王力专员也赶来作动员。
整顿有效后，由省民政厅、绥德地区民政科的两名干部带队赶往绥德。本来走咸(阳)榆(林)公路，经三原、铜川、宜君、洛川、富县、延安、延川、清涧去绥德。因解放初这条路还不很畅通，要绕道潼关从风陵渡过黄河，乘同蒲铁路火车到山西介休，换坐马车到汾阳市，再乘汽车到山西黄河边的军渡，过黄河，在吴堡县宋家川转乘汽车到绥德。到潼关火车站时已天黑，全体人员在候车室待了一夜，商县有两名队员趁夜晚逃走了。
抵达绥德后，我们住在大礼堂里，吃小米干饭、黄萝卜菜，国内战争时期老区的艰苦状况，还没有改变。第二天晚上，绥德专员公署开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会，近60岁的专员郝祝三、副专员曹扶、民政科的领导及有关人员出席，会后将这些同志分配到绥德地区有关单位及佳县、吴堡、米脂、清涧等县工作。我被分配到绥德行政公署建设科，后到吴堡县人民政府建设科，1957年回到商洛。
商洛支援陕北的干部，在长期的岁月里，为陕北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也锻炼了自已，据统计，25%的同志先后走了领导岗位，县团级以上的约占到5%。
这些支援陕北的同志，除一名在佳县病故外，20世纪70年代后期，大部分通过组织手续回到了商洛。现在，他们都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有的已经离开了人世，但他们的这段经历，将永存在历史的记忆里！